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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威胁对六国加征关税:围绕“数字服务税”的杀鸡儆猴

 
当地时间3月26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发表声明,维持奥地利、英国、印度、意大利、土耳其、西班牙六国加征关税的威胁。
 
围绕“数字服务税”的杀鸡儆猴
 
所谓“数字服务税”(digital services taxes),指近期许多国家和国家联盟为应对美国苹果、Facebook、谷歌、亚马逊等互联网巨头利用自己在市场的优势地位,采用诸如通过恶意并购消除潜在市场竞争对手、借助市场垄断地位搜集用户个人信息,并将之用于“改进或开发”另一领域新服务,从而令对手难以与之竞争(欧盟人士将美国互联网巨头的这种行为称作“守门人”gatekeepers行为),以及利用欧美间税率及监管的差异,见缝插针,规避税收,牟取暴利等行为,纷纷讨论、提出乃至实施对这些互联网巨头征收“数字服务税”,从而对这些互联网巨头的“无法无天”加强监管,以保护本土企业和本国利益的一种税收策略。
对于“数字服务税”,美国政府可谓如临大敌。在他们看来,美国实现产业结构调整后,在制造业等传统优势领域已不复昔日之盛,维持世界第一经济大国的希望,几乎完全寄托在“数字与服务”这个狭窄而高端的领域,如果“数字服务税”在全球范围内被广泛采用,对美国战略利益将构成极为严重的威胁。
正因如此,早在特朗普(Donald Trump)执政时期,美国就不断威胁对打算采用“数字服务税”的国家实施关税报复,并对率先引入这一税种的法国部分输美产品(如酒类、乳制品等)加征报复性关税。去年底,欧盟委员会开始审议《数字服务法》和《数字市场法》两项和“数字服务税”有关的法案,当时已败选但尚未卸任的特朗普发出近乎咆哮的威胁,而当选总统拜登(Joe Biden)则表示“应谋求通过经合组织(OECD)达成关于‘数字服务税’的全球性协议”,似乎显示出民主党执政后对“数字服务税”的态度可能较共和党有所不同。
但事实证明,这不过是一个错觉:由奥巴马时代“二把手”和民主党内“进步派”混合组成的拜登政府,在“数字服务税”问题上的根本立场和其前任别无二致(或毋宁说更僵硬),此前措辞上的差异,无非是刻意显示和特朗普的反差,以安抚基于“反特朗普共同立场”基础上的“执政联合体”而已。
早在今年2月,拜登政府任命的美国首席贸易代表戴琦(Katherine Tai)就扬言“关税手段是美国贸易政策的‘合法工具’”,并威胁对拟议实施“数字服务税”的国家和国家联盟实施关税报复。随后,USTR宣称就“数字服务税”对上述六国及巴西、捷克、印尼和欧盟展开所谓“301条款”调查,威胁一旦调查确认这些经济体实施了“数字服务税”,就对这些国家的输美产品实施报复性关税。
3月26日戴琦在宣布对上述六国维持加征关税威胁的同时,表示暂时终止对巴西、捷克、印尼和欧盟的“301”调查,但表示“如果这些经济体确认采纳‘数字服务税’将随时启动新的关税调查”。
不仅如此,戴琦还在声明中称“美国仍致力于通过OECD就国际税收问题达成共识,但在此之前我们将维持‘301’项下包括必要时加征关税的选择”,“杀鸡儆猴”之意宛如图穷匕首见:很显然,拜登主政期间美国所寻求的“共识”,仍然是“各国承认美国有永远单方面占便宜”的“共识”——倘若对方“不识抬举”,那就怨不得本大爷“手黑”了,这实际上是和特朗普如出一辙的“大棒”,只是后者的大棒是红色的,而拜登的则涂成了民主党的蓝色。
 
印度是个特例
 
然而印度却是个特例——问题不止“数字服务税”那么简单。
印度媒体3月29日披露,USTR已提议对虾、香米、金银制品等印度输美产品加征最高达25%的报复性关税,且随时可能扩展到竹制品、卷烟纸、养殖珍珠、宝石、女士内衣、珠宝和木制家具等产品,这显然已大大超出对“数字服务税”(USTR称每年总额约5500万美元)实施报复的范畴。
正如印方分析所言,这是美国政府对印度莫迪政府“印度制造”战略的系统性打击。
“印度制造”(Make in India)战略是2014年起,莫迪(Narendra Modi)试图提振印度经济,并借民族主义口号巩固国内支持率,所采取的一系列旨在保护本国市场和“振兴国货”措施,目的是尽量用本国制造的产品替代进口。对此美国政府一直感到如鲠在喉。2019年6月,特朗普政府根据“广义优惠制”(GSP)计划,撤销了印度的最惠国贸易地位,并试图借此“极限施压”,逼迫印度在2020年达成有利于美国的“城下之盟”——“一揽子计划”(package),但已陷入内外交困的莫迪不敢轻易让步,谈判久无结果。
拜登政府上台后,本以为可松一口气的莫迪政府发现,新政府在这方面较前任有过之而无不及。3月2日,USTR向美国国会提交《2021年总统贸易议程》(2020 President`s TradeAgenda)和《2020年年度报告》(2020 Annuel Report)两份文件,系统指责“印度制造”政策“限制贸易”,指责“印度制造”战略是“对印美双边贸易关系的挑战”。据印方研究发现,在这两份报告中,竟有179条涉及对“印度制造”战略的指责,总篇幅逾300页。
不仅如此,日前世贸组织(WTO)第七次最新贸易政策(TPR)评论会上,美国代表公开抨击印度“限制性贸易政策”,指责印度“最惠国平均使用关税率从2015年的13.5%增加至2019年的17.6%”,并采取“关税和非关税措施”限制外国竞争者参与本国零售、电子商务和保险等市场竞争,“这将不利于印度融入全球供应链”。原本,印度联邦贸易部长戈亚尔(Piyush Goyal)和驻WTO首席代表纳维尼特(BrajendraNavnit)等力主在印美贸易谈判中采取拖延战术,试图“拖过特朗普便是响晴白日”——事实证明,这种想法未免太天真了。
 
或是缘木求鱼
 
正如许多专家所指出的,传统上美国民主党较共和党更反全球化、更喜欢借助关税和单边施压解决国际贸易纠纷。如果说,共和党的“红色大棒”很大程度上是特朗普个人风格的话,民主党的“蓝色大棒”在党内更具代表性。
代表美国互联网巨头利益的美国互联网协会自然热烈欢迎USTR的高压姿态,其在同日稍晚发布的声明中称,“今天USTR的举措,是对‘消除歧视性贸易壁垒’的重要肯定”。
然而“天下苦秦久矣”,针对美国互联网巨头的跋扈,世界各国早已怨声载道,甚至,在“消杀特朗普”和“让澳大利亚闭嘴”事件发生后,就连美国本国也有很多人,对这些“数码怪兽”的“超级能力”不寒而栗,USTR在这一问题上倘用力过猛,弄不好会激起各国更大愤怒和反弹,导致缘木求鱼,甚或适得其反。
3月29日,戴琦在与西班牙工业部长马洛托(Reyes Maroto)、欧盟竞争事务专员丹麦人韦斯特格(Margrethe Vestager)举行电话会谈后明显放缓了调门,称尽管存在分歧,但美国仍希望与欧洲发展“更加积极和富有成效的贸易关系”,USTR称“在气候变化、数字经济和加强美欧合作等优先领域上彼此协调,以应对诸如中国这样的‘大型非市场经济体’”。于此同时,美国财政部长耶伦(Janet Yellen)也与法国财政部长勒梅尔(Bruno Le Maire)就“数字服务税”问题进行了电话会谈。
问题是,既要马儿跑(“加强合作”、“共同对付中国”)又要马儿不吃草(“不得征收‘数字服务税’”),是注定行不通的,即便一时可以敷衍,建立在巨大利益反差上的妥协也只能是一戳即破的“纸婚”。以“数字服务税”为例,欧盟版两个草案的领衔提出者,是前面提到的丹麦人韦斯特格,和欧盟内部市场专员、数码领域负责人、法国企业家布雷顿(Thierry Breton),后者较前者更为强硬,如果戴琦和前者尚且话不投机,那么如何与后者协调?
至于印度,自身处境不佳的莫迪无论从任何理由,都注定无法在“印度制造”问题上轻易退让,美国既想在贸易上“揩油”,又要将印度拉上自己的所谓“印太”战车,只恐更难如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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