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时间3月26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发表声明，维持奥地利、英国、印度、意大利、土耳其、西班牙六国加征关税的威胁。

 

围绕“数字服务税”的杀鸡儆猴

 

所谓“数字服务税”（digital services taxes），指近期许多国家和国家联盟为应对美国苹果、Facebook、谷歌、亚马逊等互联网巨头利用自己在市场的优势地位，采用诸如通过恶意并购消除潜在市场竞争对手、借助市场垄断地位搜集用户个人信息，并将之用于“改进或开发”另一领域新服务，从而令对手难以与之竞争（欧盟人士将美国互联网巨头的这种行为称作“守门人”gatekeepers行为），以及利用欧美间税率及监管的差异，见缝插针，规避税收，牟取暴利等行为，纷纷讨论、提出乃至实施对这些互联网巨头征收“数字服务税”，从而对这些互联网巨头的“无法无天”加强监管，以保护本土企业和本国利益的一种税收策略。

对于“数字服务税”，美国政府可谓如临大敌。在他们看来，美国实现产业结构调整后，在制造业等传统优势领域已不复昔日之盛，维持世界第一经济大国的希望，几乎完全寄托在“数字与服务”这个狭窄而高端的领域，如果“数字服务税”在全球范围内被广泛采用，对美国战略利益将构成极为严重的威胁。

正因如此，早在特朗普（Donald Trump）执政时期，美国就不断威胁对打算采用“数字服务税”的国家实施关税报复，并对率先引入这一税种的法国部分输美产品（如酒类、乳制品等）加征报复性关税。去年底，欧盟委员会开始审议《数字服务法》和《数字市场法》两项和“数字服务税”有关的法案，当时已败选但尚未卸任的特朗普发出近乎咆哮的威胁，而当选总统拜登（Joe Biden）则表示“应谋求通过经合组织（OECD）达成关于‘数字服务税’的全球性协议”，似乎显示出民主党执政后对“数字服务税”的态度可能较共和党有所不同。

但事实证明，这不过是一个错觉：由奥巴马时代“二把手”和民主党内“进步派”混合组成的拜登政府，在“数字服务税”问题上的根本立场和其前任别无二致（或毋宁说更僵硬），此前措辞上的差异，无非是刻意显示和特朗普的反差，以安抚基于“反特朗普共同立场”基础上的“执政联合体”而已。

早在今年2月，拜登政府任命的美国首席贸易代表戴琦（Katherine Tai）就扬言“关税手段是美国贸易政策的‘合法工具’”，并威胁对拟议实施“数字服务税”的国家和国家联盟实施关税报复。随后，USTR宣称就“数字服务税”对上述六国及巴西、捷克、印尼和欧盟展开所谓“301条款”调查，威胁一旦调查确认这些经济体实施了“数字服务税”，就对这些国家的输美产品实施报复性关税。

3月26日戴琦在宣布对上述六国维持加征关税威胁的同时，表示暂时终止对巴西、捷克、印尼和欧盟的“301”调查，但表示“如果这些经济体确认采纳‘数字服务税’将随时启动新的关税调查”。

不仅如此，戴琦还在声明中称“美国仍致力于通过OECD就国际税收问题达成共识，但在此之前我们将维持‘301’项下包括必要时加征关税的选择”，“杀鸡儆猴”之意宛如图穷匕首见：很显然，拜登主政期间美国所寻求的“共识”，仍然是“各国承认美国有永远单方面占便宜”的“共识”——倘若对方“不识抬举”，那就怨不得本大爷“手黑”了，这实际上是和特朗普如出一辙的“大棒”，只是后者的大棒是红色的，而拜登的则涂成了民主党的蓝色。

 

印度是个特例

 

然而印度却是个特例——问题不止“数字服务税”那么简单。

印度媒体3月29日披露，USTR已提议对虾、香米、金银制品等印度输美产品加征最高达25%的报复性关税，且随时可能扩展到竹制品、卷烟纸、养殖珍珠、宝石、女士内衣、珠宝和木制家具等产品，这显然已大大超出对“数字服务税”（USTR称每年总额约5500万美元）实施报复的范畴。

正如印方分析所言，这是美国政府对印度莫迪政府“印度制造”战略的系统性打击。

“印度制造”（Make in India）战略是2014年起，莫迪（Narendra Modi）试图提振印度经济，并借民族主义口号巩固国内支持率，所采取的一系列旨在保护本国市场和“振兴国货”措施，目的是尽量用本国制造的产品替代进口。对此美国政府一直感到如鲠在喉。2019年6月，特朗普政府根据“广义优惠制”（GSP）计划，撤销了印度的最惠国贸易地位，并试图借此“极限施压”，逼迫印度在2020年达成有利于美国的“城下之盟”——“一揽子计划”（package），但已陷入内外交困的莫迪不敢轻易让步，谈判久无结果。

拜登政府上台后，本以为可松一口气的莫迪政府发现，新政府在这方面较前任有过之而无不及。3月2日，USTR向美国国会提交《2021年总统贸易议程》（2020 President`s TradeAgenda）和《2020年年度报告》(2020 Annuel Report)两份文件，系统指责“印度制造”政策“限制贸易”，指责“印度制造”战略是“对印美双边贸易关系的挑战”。据印方研究发现，在这两份报告中，竟有179条涉及对“印度制造”战略的指责，总篇幅逾300页。

不仅如此，日前世贸组织（WTO）第七次最新贸易政策（TPR）评论会上，美国代表公开抨击印度“限制性贸易政策”，指责印度“最惠国平均使用关税率从2015年的13.5%增加至2019年的17.6%”，并采取“关税和非关税措施”限制外国竞争者参与本国零售、电子商务和保险等市场竞争，“这将不利于印度融入全球供应链”。原本，印度联邦贸易部长戈亚尔（Piyush Goyal）和驻WTO首席代表纳维尼特（BrajendraNavnit）等力主在印美贸易谈判中采取拖延战术，试图“拖过特朗普便是响晴白日”——事实证明，这种想法未免太天真了。

 

或是缘木求鱼

 

正如许多专家所指出的，传统上美国民主党较共和党更反全球化、更喜欢借助关税和单边施压解决国际贸易纠纷。如果说，共和党的“红色大棒”很大程度上是特朗普个人风格的话，民主党的“蓝色大棒”在党内更具代表性。

代表美国互联网巨头利益的美国互联网协会自然热烈欢迎USTR的高压姿态，其在同日稍晚发布的声明中称，“今天USTR的举措，是对‘消除歧视性贸易壁垒’的重要肯定”。

然而“天下苦秦久矣”，针对美国互联网巨头的跋扈，世界各国早已怨声载道，甚至，在“消杀特朗普”和“让澳大利亚闭嘴”事件发生后，就连美国本国也有很多人，对这些“数码怪兽”的“超级能力”不寒而栗，USTR在这一问题上倘用力过猛，弄不好会激起各国更大愤怒和反弹，导致缘木求鱼，甚或适得其反。

3月29日，戴琦在与西班牙工业部长马洛托（Reyes Maroto）、欧盟竞争事务专员丹麦人韦斯特格（Margrethe Vestager）举行电话会谈后明显放缓了调门，称尽管存在分歧，但美国仍希望与欧洲发展“更加积极和富有成效的贸易关系”，USTR称“在气候变化、数字经济和加强美欧合作等优先领域上彼此协调，以应对诸如中国这样的‘大型非市场经济体’”。于此同时，美国财政部长耶伦（Janet Yellen）也与法国财政部长勒梅尔（Bruno Le Maire）就“数字服务税”问题进行了电话会谈。

问题是，既要马儿跑（“加强合作”、“共同对付中国”）又要马儿不吃草（“不得征收‘数字服务税’”），是注定行不通的，即便一时可以敷衍，建立在巨大利益反差上的妥协也只能是一戳即破的“纸婚”。以“数字服务税”为例，欧盟版两个草案的领衔提出者，是前面提到的丹麦人韦斯特格，和欧盟内部市场专员、数码领域负责人、法国企业家布雷顿（Thierry Breton），后者较前者更为强硬，如果戴琦和前者尚且话不投机，那么如何与后者协调？

至于印度，自身处境不佳的莫迪无论从任何理由，都注定无法在“印度制造”问题上轻易退让，美国既想在贸易上“揩油”，又要将印度拉上自己的所谓“印太”战车，只恐更难如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