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8日和1月31日，短短4天里，非洲大地接连传出两起中国员工被劫持事件。其中在埃及西奈半岛所发生的一起，25名被当地贝都因斯瓦尔克部落劫持的中资水泥厂工人在一天后成功脱险，但营救细节并未披露；而在苏丹南科尔多凡州被反政府武装苏丹人民解放运动（北方局）（SPLM-N）劫持的29名中水电七局员工却仍然深陷险地，不仅如此，此前失踪的一名中国员工被发现头部中弹。

血浓于水，中国公民在海外遇险引发国人广泛关注。一些人认为，中国企业和公民在非洲以“富人”、“成功者”形象出现，引来普遍觊觎，如今非洲已成为中国重要市场和投资地，2000多家中国公司和数以万计中国员工在非洲各国经营、工作、生活，如果不“示之以强”，让潜在的觊觎者意识到“不能打中国人主意”，劫匪的“成功效应”会不胫而走，引发效仿和连锁反应，令更多中资企业和员工受到暴力威胁，一些人甚至主张效仿不久前美军在索马里的作为，直接动用武力解救，或运用日益增长的政治影响力，督促当地政府出兵；也有些人认为“安全第一”、“生命至上”，只要能确保人质安全，破财免灾也是可以接受的。

那么，到底应怎样营救在非洲遇险的中国公民？

首先必须看到，中国并不具备在非洲随时、随地武力解救的实力。

正如美国彭博通讯社文章所言，中国经济影响力大增，军事影响力却尚未相应提高，加上自身外交政策的制约，在非洲大陆的军事存在，只限于参与个别热点地区的联合国维和部队。这些有限的陆上武装多为非战斗部队，人数和装备并不适合进行带有浓厚特种作战意味的人质解救行动，且其活动须受相应联合国特遣团调遣，并非想怎么用就怎么用。此次发生人质危机的苏丹，就驻扎有少量中国蓝盔兵，但他们的使命是维护达尔富尔地区停火，无权越界进入相邻的南科尔多凡。不仅中国，此前苏丹各地曾多次发生绑架西方人质的行为，相关国家也并没有动用蓝盔兵解救——不是不想，而是无权如此。

除了陆军，海空干预也是武装干预的途径之一，各国在非洲也曾多次使用过这种干预手段，比较成功的包括1976年以色列奔袭乌干达恩德培机场和1977年西德奔袭索马里摩加迪沙机场解救被劫客机上乘客，和1978年法国、比利时空降兵在扎伊尔突击科卢韦奇，解救2500名欧洲矿业公司人质等，但这些事件或发生在无政府状态的特殊时间、地点（如美国在索马里的行动），或通过复杂外交手段争取相关国家谅解（如科卢韦奇战役法国、比利时争取到美、英等国的理解和资助，和扎伊尔本国军队的参战），且拥有合适的装备和兵力（如西德出动的是专为反劫机组建的第九边防大队，法国则在非洲一直保持大量驻军和基地），倘不具备这些条件，即便超级大国也无能为力，如美国由于在非洲势力不强，只能仰赖英国基地的支持和印度洋的海、空优势，在东非沿海采取强硬军事行动，而在非洲其它地区则只能取守势。中国在海、空军方面欠债较多，索马里沿海护航就牵扯了大量远洋兵力、装备，除利比亚撤侨或索马里沿海反海盗等特殊场合、行动外，缺乏在非洲大多数地区实施海、空军事干预的能力。

其次，武力解救并不一定是上策，有时甚至是下策。

绑匪的性质不同，动机各异，有些具有强烈的伤害性、侵略性，有些则“求财不求命”，有的既不求财，也不求命，而是有其它特殊诉求，一味采取武力解救，有时会弄巧成拙，刺激对方陡起杀心。

此番两次人质劫持事件就有其特殊性：

——事件肇因都系当地固有矛盾，并非中国势力介入所造成。

苏丹南科尔多凡事件系苏丹内战历史遗留问题和南科尔多凡与喀土穆关系问题的复杂产物。由于苏丹南北分治后SPLM-N拒绝解除武装，成为单纯政治反对派，又与达尔富尔的几个反政府派别如正义与公平运动（JEM）、苏丹解放运动米纳维派（SLM-M）等组成“苏丹革命阵线”（SRF），令喀土穆当局感到威胁，加上南科尔多凡毗邻南苏丹和达尔富尔，又可能蕴藏原油，系兵家必争之地，自去年9月起，苏丹政府军对该组织发动清剿，迫使其一部逃入南苏丹，另一部在南科尔多瓦州努巴山区和政府军周旋，此次人质劫持事件发生后， SPLM-N坦言，之所以劫持人质，是为了拿中国人当挡箭牌，抵挡政府军的围剿，声称“一旦时机成熟便释放中国人”；埃及西奈半岛事件则由于斯瓦尔克部落中有部分成员因2004年10月7日塔巴希尔顿酒店连环爆炸案（34死105伤）被警方以“涉嫌恐怖袭击同谋”为由拘捕，其中5人被拘押至今，穆巴拉克下台后新当局曾许诺早日释放这些被拘押者，却迟迟不见下文，甚至无人关注，绑架者的动机是借劫持“外宾”提请当局和外界关注，至于这些“外宾”是哪一国人并不重要。

——劫持者政治目的明确，经济目的不明确，且主观无意伤害人质。

苏丹方面，SPLM-N秘书长亚西尔-阿尔曼和发言人罗迪均对喀土穆当局“意图破坏当地安全稳定”、“试图阻止该地区大型基础设施建设”等指控矢口否认，强调劫持人质是“自卫”、不得已，实际上带有借触发“国际事件”把事情搞大，以引发国际关注，甚至国际干预的意味，迄今并未公开提出勒赎要求；埃及方面，帮助居间调停的贝都因知名人士易卜拉欣.马埃内（Ibrahim Maenei）称，斯瓦尔克部落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发泄不满，引发国际关注，因为他们的诉求一直未得到政府的重视和回应，当地媒体报道称，在如愿见到军警和当局谈判代表，并释放中国人质后，该部落人士当众散发了传单，上面所提出的，是 “释放族人”和“停止向以色列输送天然气”两项要求，尽管埃及军政当局均不愿透露营救细节，但许多媒体都表示，营救并不涉及金钱交易。

很显然，这两起事件中的劫持者意在自保和发声，并不想把事闹大、做绝，如果一味动蛮，把对方逼到死角，后果反倒不堪设想；倘若仓促动武，打草惊蛇，或只解救出部分人质，则剩下未被解救者的处境将十分危险，法国特种部队几年前在毛里塔尼亚解救本国人质时就因草率行动导致部分人质遇害，2008年10月9名中石油员工同样在苏丹南科尔多凡州被绑架，苏丹政府军的仓促解救行动就曾导致其中5人遇害。

值得一提的是，有时当地政府或军方会出于某种目的，希望抢先动手，哪怕人质有危险也在所不惜，目的往往是掩盖矛盾，避免事态扩大化、国际化，避免外界干预，在这种情况下，中方非但不应鼓励、催促当地政府、军方早打，相反，应尽一切可能施加影响力，避免对方在不征得中方同意前提下单方面采取非常行动。

这次在埃及西奈半岛所发生的“绑架”，性质更接近一次较激烈的“武装请愿”，且这里地处苏伊士运河要隘，是亚非两洲唯一陆地通道，更襟带埃及、以色列和哈马斯控制下的加沙地带，原本就是驻军众多、冲突频仍，各种矛盾交织缠绕、错综复杂的“火药桶”，不知彼知己，一味喊打喊杀，只能是徒然添乱。

那么一味“花钱买平安”是否可取？

同样不可取。

事实上中国企业、个人喜好走上层路线、遇事喜好用钱摆平的习惯，往往被各种叵测势力所利用，造成更多不必要损失。

非洲国家普遍“年轻”，存在许多跨国部族、宗教，“抓中国人有利可图”的“成功经验”一旦传出，就会被广而效尤，令这类事件在各地不断循环发生，在这种情况下一味“出血”不啻扬汤止沸；一些中间人、“线人”利用中国企业、家属急于救人的心态，渲染“绑匪开价”，隐瞒对方真实意图，结果有时对方并未索要赎金或索要很少，“苦主”却付出天价，有时中间人根本不认识绑匪、甚至不知绑匪是谁，卷走赎金便人间蒸发，留下苦苦期盼的“苦主”，不仅浪费金钱和感情，严重时还会耽误营救，危及人质安全。

那么，到底该怎么去做？

首先，必须迅速、准确判明劫匪动机、意图和暴力属性。了解事件背景、绑匪动机、具体要求是十分重要的，否则便无法判明人质的危险程度，并据此作出最适合、最有利于保障人质安全的选项，尽管人命关天，十万火急，但该“慢”有时还是要“慢”那么一下。

其次，要善用“关系”。非洲是部族的社会，更是“关系”的社会，在很多时候“法定渠道”此路不通，而通过诸如部族、宗教、地方上的关系斡旋、搭桥或试探，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此次埃及人质事件迅速和平解决，和当地部落上层人士从中周旋，在当局和部落间搭起沟通桥梁，让后者不满情绪得到及时、适当宣泄有很大关系。必须指出，“走关系”应多路并行，相互备份，切莫“吊死在一棵树上”，更不能过分依赖个别“能人”、“侨领”，要知道在非洲“杀熟”、 “两头吃”或“拷贝走样”是司空见惯的，人命关天，可开不得半点玩笑。

第三，要早介入、主动介入。更早、更主动地介入，不仅可避免当地军政部门、中间人和其它可能的误导、蒙蔽，更及时、全面了解绑架者的动机、背景、诉求和人质状况，也可更直接、更及时地让对方知道中方的立场、态度和底线，在非洲，底牌越清晰，态度越明确，摊牌也会越快，人质相应也就越安全。

第四，“靠官”要小心。在非洲营救中国公民，不依靠当地政府、官员和军警的力量显然不行，此次埃及人质解救过程中，当局就发挥了应有的作用。但这种依靠必须“多长个心眼”，有时中国人的遇难实际上是地方和当局间矛盾所拖累，求助当局介入反倒令问题更难处理；也有时当局出于这样或那样的目的，刻意曲解问题成因，或采用有利于自己、却不利于人质安全的方法解决问题，如为避免矛盾公开化、国际化，或避免国际干预而草率行动，最终导致绑匪和人质玉石俱焚等，中方有关部门应明确“人质安全第一”的立场，充分发挥中国在非洲的影响力，敦促有关当局避免采取可能激化矛盾的单方面行动。

本着“人质安全第一”的原则，无节制地付赎金或草率使用武力都不可取。但非洲地域辽阔，矛盾错综复杂，突发事件频仍，“实力海外维权”可以不用，却不能不备，在军队编制、装备上适当倾斜，增加远洋海、空兵力投放、人员运输能力，组建类似西德边防九大队那样适合海外反恐、解救人质的特种部队，是未雨绸缪的上策，惟如此，一旦再次出现类似去年利比亚撤侨这样的需求，中国才有更强大的实力、更充分的准备和更快的反应速度，来切实维护海外中国企业、公民的人身、财产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