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日，埃及苏伊士运河边的港口城市塞得港，一场埃及足球超级联赛正在进行，对阵双方为开罗阿赫利队与主队——塞得港埃及人队，比赛进行的紧张激烈，最终主队以3:1获胜。
此时此刻，非洲国家杯正在遥远的赤道几内亚和加蓬举行，卫冕冠军埃及队爆冷未能出线，因此在本土效力的国脚均留在俱乐部，联赛依旧保持了最高水准，沉浸在比赛氛围中的球迷未曾想到，一场大祸就此降临。
球员尚未退场，看台上主客队球迷已开始互相争执、口角，并很快由动口发展到动手，由拳打脚踢变为用石块、矿泉水瓶，甚至木棍、铁棍和尖刀对殴，“战场”从看台席卷到场地中央，许多无辜者被挤压、践踏，状况惨不忍睹。
据官方统计数据，这起埃及建国以来最严重的足球骚乱，导致至少74人死亡、248人受伤，47人被捕，非正式消息称受伤人士多达千人以上。
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仅仅是一场更大规模骚乱的开始。
从2月2日起，骚乱在开罗、塞得港、苏伊士等埃及大城市蔓延。在苏伊士，约3000人围攻了警察总部大楼，两人被警方开枪打死，至少15人受伤；在开罗，据称多达5000的示威者在太阳落山前涌向解放广场，试图冲破路障，闯入埃及警察总部大楼，结果遭到驻守当地的安全部队用橡皮子弹和催泪弹还击，卫生部官员在国营电视台上称，超过260人受伤，多为吸入催泪瓦斯所致，而有民间人士称，受伤者多达700以上。
 

球场上的那点事
 

惨剧发生后，客队阿赫利队球迷团体称主队球迷“不是球迷而是反革命分子”、“是穆巴拉克残渣余孽”，而主队球迷则反唇相讥，称“谁是反革命谁知道”、“不要栽赃陷害”，一副水火不相容的对立态度。
其实追根溯源，这两家俱乐部最初都是“一个战壕里的革命战友”。
主队塞得港埃及人队成立于1920年，当时塞得港为英军基地，港口里有许多足球俱乐部，却都是外国水兵、海员、侨民组成，埃及人饱受歧视，该队是当地第一家本地人俱乐部，因此以“埃及人”命名，至今在埃及足球史上，还流传着这支球队如何勇斗洋人、为国争光的传奇故事，颇有些“九龙杯”或《京都球侠》的味道。
客队开罗阿赫利队来头就更大：这支球队成立于1907年4月，成立之初就脱胎于开罗的学生会组织，而这个组织同时也是领导埃及反殖独立运动的组织，可以说，这个俱乐部从娘胎里就带有十足的“青年革命”血源。
两支球队在纯足球领域都有不错的履历：埃及人队夺得过一次埃及杯，还分别在非洲联盟杯和非洲优胜者杯中进入过半决赛，这个俱乐部还是埃及最早引进外援的俱乐部；而阿赫利队则更了不起——6次非洲冠军杯冠军，4次非洲优胜者杯冠军，4次非洲联盟杯冠军，1次世俱杯第三名，1次亚非俱乐部冠军杯冠军，以及国内36个联赛冠军和35个杯赛冠军，这个成绩高居非洲俱乐部排行榜第一，因此在2000年被非足联授予“非洲世纪俱乐部”称号。
埃及超级联赛近年来的冠军之争，主要发生在5个俱乐部之间：开罗阿赫利、开罗扎马莱克、亚历山大联盟、伊斯梅利亚和塞得港埃及人，这其中尤以两支开罗球队成绩最好，而塞得港埃及人队则逐渐落伍，本届联赛开赛至此次骚乱前，阿赫利队保持11轮联赛不败，而埃及人队则成绩平平，可以说，1:3的结果是双方球迷都始料未及的，对主队球迷而言，可谓大半年恶气一吐了之，而主队则不啻被打了当头一记闷棍，冲突的火花就此被擦亮。
 

从球场内到球场外
 

问题是，看球便看球，何以从球迷之争演变为“革命之争”？
原来塞得港埃及人队是一支白领球队，球迷中有不少上层人士，据说注册俱乐部会员中，便赫然有穆巴拉克的两个儿子——贾迈勒、阿拉阿，和穆巴拉克时代埃及内政部长阿德里的名字。而阿赫利队则早已演变成一支草根球队，拥有埃及规模最大、组织最严密的球迷团体ltras。
Ltras原本只有一个组织，2007年分裂为“ltras阿赫拉维（UA07）”和“ltras红魔（UD07）”两大派系，其中前者主要是开罗市区的球迷，号称全非洲人数最多的球迷会，后者则以亚历山大为大本营，主要聚拢了开罗以外的阿赫利球迷，此外，还有“看台红色毒液”等外围球迷组织，这些球迷组织关起门来好勇斗狠，内讧十分惨烈，但出了门却讲究“统一战线”，一致对外。由于阿赫利队球衣为红色，且同样是草根球队，因此被称为“红军”、“埃及的利物浦队”，这些球迷团体因习惯占据整个球场北看台，被称为“北看台红军”。
众所周知，导致穆巴拉克下台的“尼罗河革命”，起因是贫富悬殊和高失业率，去年革命前，埃及40%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下、18%人口每日生活费不到2美元15-29岁间青年失业率为15.8%，其中大部分集中在开罗等大城市，而ltras的成员，几乎全部来自这些精力充沛、斗志旺盛、对现实高度不满且无所事事的失业青年和在校学生，球迷会组织恰成了这些人串联革命的最好载体，而这支球队和学生运动、工团运动的历史渊源，又让其与“尼罗河革命”最初的倡导者——“四月六日运动”和后来的“青年革命同盟”沾亲带故，后者在革命过程中充分利用了ltras的组织力、人数优势和球迷的勇敢热情，据称在推翻穆巴拉克的革命过程中，ltras和本是“德比”对手的扎马莱克队球迷团体结成政治同盟，在埃及、亚历山大等地成为冲击要害部门、冲破封锁线和攻击、追打军警及“穆巴拉克走狗”的主力，几乎每一个“愤怒日”的街头运动、流血冲突，都可看到“ltras红魔”冲杀在前的身影。
与之相比，白领球队塞得港埃及人队的球迷就显得安静许多，他们中也有人在“尼罗河革命”期间走上街头，但人数较少，且不成组织。穆巴拉克倒台后，以“革命功臣”自居的ltras在奚落老对手时自然又多了一个“口头禅”——将对手贬斥为“穆巴拉克走狗”，当穆巴拉克父子和阿德里先后被捕入狱后自然喊得更起劲。
与对手相比，塞得港队成绩不如，球迷人数更逊色，可谓敢怒不敢言，此次主场作战，又爆冷赢球，当气急败坏的对手“例行公事”地再次骂出“走狗”时，积郁已久的怒火便登时爆发，因此据许多目击者言，在当天的球场对殴中，塞得港人是占了便宜的。
然而问题并不那么简单。
革命虽然成功，但ltras们的境遇并无丝毫改善，甚至每况愈下：。据埃及内阁信息和决策支持中心统计， “革命”后的去年3季度，埃及15-29岁间青年失业率数据不降反升，达到20.4%，埃及中央统计局去年12月的数据显示，自2月“尼罗河革命”至2011年底，埃及共有逾4500家企业倒闭，经济支柱、占GDP总额一成的旅游业，下滑幅度可能达30%。“革命”成功了，自己是“功臣”，日子却依然这般拮据，忿忿不平的“红魔”自然更加躁动，而“革命敌人”兼“财主老爷”的球队塞得港埃及人队，自然成了这股无名之火的发泄对象。
 

以革命的名义
 

更要命的是，各家政治势力都瞄准了这起并不单纯的球迷骚乱。
不难看出，2月2日以后的街头运动，打出的是熟悉的旗号（“打倒军方”、“坦塔维下台”、“军人立即交权”、“愤怒日”和“到解放广场去”），闪回的是熟悉的场景（解放广场、警察总部大楼等），除了人数少得多，一切都仿佛回到了去年2月的开罗街头。道理很简单，这起骚乱的参加者是去年“革命”的主力——ltras及其扎马莱克队球迷会盟友，而背后的操纵者，则是和他们攀亲带故的“青年革命同盟（YRC）”。
虽然是“革命元勋”，但穆巴拉克下台后，“青年革命同盟”等“广场派”却并未如自己所愿获得“登堂入室”的机会，大权被根基深厚的埃及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和群众基础广泛的埃及穆斯林兄弟会及其政党自由与正义党分享，自感被边缘化的“广场派”不断发动驾轻就熟的街头运动：抵制全民公决、抵制国民议会选举、发动两次“二次革命”……目的是干扰对自己不利的埃及选举进程，逼迫军方直接把权力交给自己和同病相怜的埃及自由派。
本就是“广场派”行动骨干的ltras们和“广场派”感受相同，当然对诸如“我们上街、别人上台”之类口号感同身受，一拍即合，“广场派”一次次“新革命”，他们都依旧是主力军。在立法选举圆满结束、兄弟会等原教旨组织开始和“广场派”切割，转而试图与军方默契分权，“广场派”渐感自己的“继续革命”已难以为继之际，塞得港的骚乱可谓“天赐良机”，借此次事件大做文章，就成了“广场派”和比广场派更“小众”的自由派本能的动力，并与球迷们一拍即合。
在近日的街头运动中，“青年革命同盟”不断指责军方是罪魁祸首，表示“军方不下台则绝不收兵”，并扬言要在11日发动“总同盟罢工”；一些自由派国会议员则在国会里遥相呼应，将责任归咎于坦塔维和内政部长穆罕默德.易卜拉欣，甚至表示要彻查“军警与穆巴拉克残余势力的勾结”。
“广场派”和自由派的如意算盘，自然和此前的两次“二次革命”大同小异：最好趁势推倒军方，自己趁势“收拾残局”，实在不行，也要设防扰乱埃及过渡进程，让原定1月29日-2月22日举行的埃及上院选举泡汤（因为群众基础狭窄的他们自知无法在选举中战胜兄弟会）。
至于兄弟会则一如既往地“两头吃”：他们中一些人参加了街头运动，但浅尝辄止；一些兄弟会国会议员在国会上指责“阴谋分子”，甚至有人喊出过“军方已丧失执政合法性”这样似曾相识的语句，但兄弟会和自由与正义党官方却很快定下基调：只谴责“穆巴拉克分子”，不谈军方是不是“穆巴拉克分子”。道理是明摆着的，他们是埃及政治改革进程的最大受益者，在这点上和军方利益一致，在球迷骚乱中适当表示“支持革命群众”的姿态，避免成为攻击目标，同时借力打力，趁势压一下军方，试探一下其让步的“红线”是不妨的，但真把选举搅黄了，对他们并无好处。
 

盛行的阴谋论和束手束脚的警方
 

正如《洛杉矶时报》所言，球迷骚乱的“幕后黑手”是谁，甚至有没有都不重要，反正在这个国家里如今阴谋论甚嚣尘上，无论是谁只要自觉受了委屈，便一概归咎于阴谋。
ltras们认为，塞得港的“穆巴拉克分子”根本就是设了埋伏，否则他们哪儿来那么些棍棒、石块；现场警察根本就是“阴谋分子”一伙的，否则那么多警力傻站着，何以既不能事先加强安检，把那些危险品挡在看台外，又不能在事发后及时介入平息骚乱？
极力鼓动、利用球迷骚乱的“广场派”和自由派，甚至兄弟会成员则认为，这事根本就是“反革命阴谋”，哪里有什么球迷骚乱，这就是一群扮作球迷的“穆巴拉克走狗”在蠢蠢欲动，妄图扼杀革命果实。他们还绘声绘色地传闻，前穆巴拉克时代内政部长阿德里就是此次“阴谋”的总策划——尽管警方证实，阿德里一直在监狱里单独关押，根本不可能“遥控指挥”。当然，各家口中的“穆巴拉克走狗”所指不同，兄弟会认为走狗是走狗，军方是军方，“广场派”或自由派则或明或暗指责走狗就是军方，军方就是走狗，而ltras们则认为，塞得港埃及人队球迷就是走狗。
而军方和塞得港埃及人队球迷也有他们自己的阴谋论——前者认为“阴谋家”和“外国势力”是试图搞乱埃及、污蔑军方的阴谋渊薮，并开始大张旗鼓打击受境外资助的民间组织，后者则发动反示威，指责“阴谋家”蓄意把同样“根红苗正”的埃及人队球迷诬蔑为革命的敌人。
至于警方，他们也许是最无奈的一群人：正如许多社会人士所指出的，穆巴拉克时代结束后示威者和某些政治团体逢事便抨击军警“滥权”，令军警在看到骚乱苗头后也不敢动手制止，惟恐惹火烧身，这不但导致犯罪率上升（过去一周内埃及发生5起武装抢劫银行事件， 2月1日当天早些时候，武装歹徒还袭击洗劫了开罗汇款公司），也让暴力和无政府主义横行无忌。此次塞得港球迷骚乱中，现场警力并不算少，却眼睁睁看着双方球迷把器械带上看台，又长时间坐视打斗而不理，究竟是“纵容”还是“怕担责任”已不重要，重要的是，警方表明他们无力维护治安和社会安全、安定。
 

从目前情况看，由于兄弟会“小骂大帮忙”，军方虽采取了诸如惩办具体责任人、责令足协解散改组、承诺不用武力对付示威者等让步措施，但对“交权”则毫不妥协，内政部长易卜拉欣针对“阴谋论”反唇相讥。称“试图冲击职能部门削弱国家者”才是“阴谋分子”，扬言“警方不打算骚扰任何‘革命’，但如果谁想祸国殃民，我们已经准备好了”，由此看来，这场假球迷骚乱而引发的大规模政治对抗，恐怕会至少延续到上院选举结束，甚至总统产生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