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主张艾滋病检测实名制的呼声渐高，引发的争议也颇大。支持者认为，艾滋病实名制有利于防止和治疗，理由是目前实行的匿名检测，使医院无法联系到艾滋病患者、病毒携带者本人，一些确诊为患者、病毒携带者的人不取检查结果、不知情，却混杂在人群之中，这样可能导致更多人的感染。反对者则认为，艾滋病检测实名制可能导致患者隐私泄露，并使得一些疑似艾滋病患者、病毒携带者因惧怕信息泄露而逃避艾滋病检测，这样反倒增加了艾滋病传播的风险，和防治的难度。

针对这种两难境地，有人主张实行“民调”，让老百姓说了算。

艾滋病防治说到底是医学问题，医学是自然科学的一部分，科学的事在任何时候也不该靠“少数服从多数”来取舍，因为谁也不能保证，大多数人对相关科学和专业是懂行的。艾滋病防治是人命关天的事，就更不能开这样的玩笑。

不仅如此，这个“民调”是只在艾滋病检测者中开展，还是在全民中开展？结合中国社会当前的观念水平不难推断，倘是前者，反对实名制的呼声会占压倒性优势，倘是后者则恐截然相反，因为艾滋病患者都怕“当众出丑”，以后无法再照常生活、正常与人相处，而公众则对艾滋病谈虎色变，对艾滋病检测非实名制导致身边随时可能隐伏一个携带艾滋病毒的“危险因素”感到惴惴不安。既如此，“民调”又有什么意义和作用？

平心而论，艾滋病检测实名制本身符合医学规律，也有利于艾滋病的防止、治疗，对患者、公众，本来都应该是有利的。问题在于反对者的顾虑并非没有道理：尽管有关方面承诺，医院会对患者个人信息保密，但近来许多本该严守客户隐私秘密的部门、单位出现了泄密现象，这其中既有疏忽大意，也有出于各种目的的有意泄漏甚至出卖，这些后顾之忧不能有效解除，谁敢“实名”呢？

患者逃避实名制最根本的畏惧，在于社会和世俗对艾滋病毒及其传播的恐惧，和对艾滋病患者、携带者的排斥、摒弃、歧视、隔膜，他们担心一旦“实名”、确诊且个人隐私泄漏，自己将成为与世隔绝的“野人”和社会的弃儿。这种畏惧和担心并非无病呻吟，这种歧视、排斥和恐惧是切实、普遍存在的，无视这一点而强推实名制，不可能不遇到检测者的强烈抵触。

实际上在欧盟绝大多数国家和加拿大等国，由于实行全民医保，患者的信息都在统一的医保卡中保存，艾滋病的实名制早就没有任何问题（因为只要去医生处看病、体检就必然是实名制的，否则无法纳入医保），在这些国家，“实名制”的实现，甚至约定俗成，是以如下交换条件达成的：检查和治疗的福利化；完善的个人隐私保护机制；社会对艾滋病知识的科学常识普及，及公众对艾滋病患者、病毒携带者的包容、关怀和帮助。

正是这些交换条件，解除了上述国家“实名制”的后顾之忧：当患者通过“实名制”可以享受医保福利的照顾，可以依靠个人隐私保护机制保护自己的个人信息，而即便周围的人都知道自己是个艾滋病人或病毒携带者，所给与的也仍然是平等相待、关怀互助，而不会换来冷漠和隔绝。

由此可知，靠“民调”表决是否“实名制”并不管用，真正需要做的，是通过健全医保、完善个人隐私保护机制，以及加强艾滋病知识科普，在全社会树立对艾滋病、艾滋病患者和艾滋病毒携带者的正确认识，打消不科学的畏惧心理，和将艾滋病患者、病毒携带者“打入另册”的歧视性观念。惟如此，艾滋病检测实名制才能切实推广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