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岛之后 “保钓”何去何从

据日本NHK公共电视台和法新社等国际传媒报道，8月15日格林尼治时间上午8时30分，当地时间下午5时30分，香港籍渔船“启丰二号”抵近钓鱼岛，船上7名香港、澳门和中国大陆籍保钓人士携旗帜游泳、涉水抵达并登上钓鱼岛，旋即其中5人被早已等候在岛上的日本海上保安厅人员扣押，另两人退回船上后，旋即连船被日方扣押。

法新社报道显示，日本冲绳县警察本部系当天下午6时30分宣布对岛上被扣5人实施“正式逮捕”，数小时后，日本第11管区海上保安总部又以涉嫌违反《出入境管理及难民认定法》为由，宣布“逮捕”其余9人，目前被日方扣押的全部14人中，包括保钓人士8人、船员4人和凤凰卫视记者2人。

8月15日是日本二战中投降纪念日，选择此日登岛，显然有鲜明的象征意义。由于日方对钓鱼岛实施海、空不间断监视、巡逻，保钓运动掀起至今几十年，保钓船进入钓鱼岛海域的成功概率并不高，实施成功登岛更绝无仅有，从这点上讲，此次登岛有其独特意义。

然而“空前行为”的背后，却有许多耐人寻味之处。

首先，由于钓鱼岛远离中国大陆，甚至离台湾主岛的距离也稍远于离日本石垣的距离，日方对这“8个无人居住大礁石”的控制、监视十分严密，自1971年1月“保钓运动”在纽约正式掀起至今，历次保钓船出征，事先均采取严格保密、对新闻界高度封锁信息的措施，仅在保钓船即将“冲刺”之际才公开行程、计划，目的正是为了提高接近、登临钓鱼岛的成功率，确保保钓船和保钓人士的人身安全，从以往保钓历史看，这种谨慎措施是有道理的。但此次策划保钓活动的“香港保钓行动委员会”却风格迥异：他们不仅提前数日在媒体上、网络间高调渲染，行动计划、路线、参与船只和人员来源，甚至登岛时间都公布得一清二楚，还公开寻求资助、支援，保钓船出发前后，“保钓行动委员会”还组织人员去解放军昂船洲兵营请愿，要求护航，并通过台湾方面同情者在当地施加压力。

其次，日本方面的举措也令人费解。由于日本在冲绳屯驻重兵和大量海保实力，并保持对钓鱼岛24小时不间断监视，加上保钓摩擦已是家常便饭，近日中国执法船只的频繁活动更引发日方关注的强化，以往高度保密的保钓“突然袭击”尚鲜有成功接近钓鱼岛的纪录，此番时间、路线、计划“三公开”的“保钓作业”竟大功告成，实在匪夷所思。据报道，登岛者在岛上遭遇日本执法人员“伏击”，这表明日方事实上早有准备，既如此，保钓船何以还能靠近钓鱼岛？

尽管主权争端是国际的、地缘政治事件，但每次主权争端事态的激化，却往往带有国内政治的因素。长期以来，由于钓鱼岛问题的僵局持续，许多保钓组织、人士产生了焦躁情绪，近来中日摩擦升级，日方不断传出“议员登岛”、“集资购买”、“国有化”等声浪和动作，更令这种情绪升温，大陆、港澳台和海外保钓界均出现“通过积极行动逼（大陆及港台）官方出手”的思潮及行动，此次的“三公开”便不免带有这种“不怕出事”的明显痕迹。

然而“不怕出事”的显然不止保钓一方。随着8.15纪念日的邻近，日本一年一度最难熬的“二战责任日”又来临，主权争议、极右翼施压、靖国神社参拜等“老大难”话题本已令人困扰，野田内阁又适逢内外交困之际，在主权争端方面不敢示弱、以免被政敌攻讦、挤压，而近日日韩独岛、日俄北方四岛问题几乎同时发酵，三个方向中，独岛和北方四岛分别为韩、俄实际有效控制，在形势最有利的钓鱼岛方向做文章，一方面任由保钓者登岛以放大问题，另一方面通过“逮捕法办”显示“日方对事态的有效控制及有所作为”，就成为野田内阁的“最优事态应对选择”。

此次保钓事件发生前，中国执法船只已日趋频繁在钓鱼岛海域活动，大有“执法行为常态化”之势，而台湾当局也强化了在该海域的主权宣示行动，但主权争端原本就是极难解决、尤难在复杂地缘政治背景下和平解决的问题，操之过急恐或欲速不达，各方民间“不怕出事”甚至“怕不出事”，而官方却不免投鼠忌器，大陆、港台当局如此，日方也不例外，就在不久前，日本政府还拒绝了部分政客登岛活动的要求。毕竟，主权问题上各不相下、不断摩擦，再多走一步，或许就意味着战争的爆发，而这并非各方“台面人物”所真正乐见，也不符合地区及大部分各方民众的根本利益。

从地理位置看，钓鱼岛位于台湾和冲绳之间，离大陆较远；从行政沿革上，钓鱼岛属于台湾宜兰县头城镇，中方强化保钓立场、优化保钓形势，都不可能绕过台湾问题。此次8.15保钓，台湾方面保钓船无法出海，补给无法通畅，已从一个侧面彰显“海峡两岸不协调”对保钓问题的制约力，而台湾问题本身，已是个需要大量时间、耐心的长期性问题了。

目前情况看，两岸三地的保钓行为，恐暂时只能集中在“捞人”和“宣示本方立场”方面，而各方既难更进一步、又难后退半步的两难处境会否被各种“不耐烦”所“倒逼”，这种“倒逼”又会带来多少意外变数，恐只能走着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