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伯的独裁者们：“神话”的背后

曾有一名旅居法国的突尼斯人，用一句最形象、最生动的语言，概括了“阿拉伯之春”一年多来所发生的一切：那些曾被挂在墙头的大人物画像，如今一张张被踩在人们脚下。

的确，本.阿里的画像在突尼斯挂了27年，穆巴拉克的在埃及挂了30年，萨利赫的在也门挂了33年，卡扎菲的在利比亚更挂了42年之久，“小字辈”巴沙尔.阿萨德的在叙利亚倒是只挂了12年，可算上他父亲哈菲兹.阿萨德的29年，那就有41年之久。

有人感慨这些人“前半生走在时代前面”，为国家和民族的独立、强盛作出杰出贡献，“后半生走在时代后面”，成为民主和进步的绊脚石。

其实这种说法仅说对了一半：他们前半生的贡献远没有那么大，而他们的倒台固是咎由自取，却只能算作他们本身的失败，而未必就是“自由和民主的胜利”。

为什么这么说？

和不少传说、尤其这些煊赫一时大人物自己编纂的“不断代史”中煞有介事的刻画大相径庭的是，这些专制者没有一个是“国家之父”——他们都不是其曾长期统治国家独立的领导者，一个都不是。

这些人中统治国家时间最长的卡扎菲，1969年8月靠军事政变夺权，所推翻的并非殖民政府，而是早在1951年12月24日便宣告独立的、由伊德里斯王朝统治的利比亚王国。近代史上利比亚并非一个统一的、独立的国家，1934年才第一次正式作为一个主体出现。1912年，意大利击败土耳其，将利比亚变成意大利王国殖民地，但由于实力有限，对许多部落、地方只能采取羁縻政策。二战后利比亚被英、法托管者分为昔兰尼加、特里波利塔尼亚和费赞三块，1949年11月21日，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利比亚三个部分必须成为一个独立的联邦国家，独立时间不能晚于1952年1月1日， 1951年12月24日，即离联合国规定独立日仅差一周时，“利比亚联合王国”成立，国王为原昔兰尼加酋长伊德里斯一世，首都定在的黎波里和班加西两地。1963年，伊德里斯一世废除联合王国体制，改国号“利比亚王国”。由于国王来自昔兰尼加，东部人攫取了大部分权力、财富，引发西部部落不满，深受纳赛尔“泛阿拉伯主义”影响的东部卡萨斯发小部落成员、中尉军官卡扎菲趁国王出国治病，王储能力单薄，在1969年发动“9.1起义”，一举推翻了伊德里斯王朝，建立“利比亚共和国”，1977年更进而建立了怎么看都不太像国家政权、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大阿拉伯利比亚人民民众国”。不难看出，利比亚的“独立之父”是伊德里斯一世（尽管这位“独立之父”成色不那么准足），卡扎菲仅是“利比亚共和国”和那个“民众国”的“国家之父”，他对于民族独立事业无尺寸之功，夺取政权靠的是西部部落对东部部落专权的不满，以及趁老国王不在欺侮孺子。

突尼斯是1956年3月20日独立的，理论上的“独立之父”，应是法国“保护国”时期的君主、突尼斯王国国王穆罕默德八世，但实际推动独立的，却是政治领袖、新宪政党的哈比卜.布尔吉巴，后者在次年7月15日发动不流血政变，10天后宣布成立突尼斯共和国，因此大多数突尼斯人将布尔吉巴称作“国家之父”和独立的真正领导人。布尔吉巴虽打着宪政名义上台，但上台后却迷恋集权，铁腕统治31年之久。

本.阿里是军情人员出身，1986年任内政部长， 1987年10月1日，被布尔吉巴选为总理兼接班人，5周后便打着“反独裁”的旗号发动不流血政变，推翻布尔吉巴，自己取而代之。

很显然，本.阿里既不是突尼斯反殖民运动的领导者（他1958年才回国参加工作，这时国家已独立两年，共和国也成立1年了），也不是突尼斯共和国的缔造者，他的上台，要拜布尔吉巴“钦定”所赐，而他只当了5年太子便夺权，恐怕是等不及了——事实上他这么考虑是对的，布尔吉巴十分长寿，直到97岁高龄才去世，倘本.阿里按部就班，就得等到2000年4月6日才有机会继任，这意味着多等13年半。

也门的萨利赫本来不过是北也门塔伊兹军区司令，1978年6月24日，总统加什米意外遇刺，手握重兵且占据要地的他借助各方支持上台执政，由于当时北也门宪法规定，总统必须是议员，还不是议员的他不得不突击“补票”，在7月17日先让自己当选议员，7天后再当选总统，此前则只好安排阿卜杜.阿拉斯暂代，成为著名的“短命总统”。

而加什米也远非也门（当时是北也门）缔造者，在他之前还有易卜拉欣.哈姆迪、阿卜杜勒-拉赫曼.埃利亚尼、阿卜杜拉.萨拉勒三任总统，萨拉勒才是1962年也门革命的领导者，和阿拉伯也门共和国的缔造者，是他在“纳赛尔主义”驱使下，发动了反英“9.26”起义，废除了亲英的国王，结束了英国殖民的历史。不过和前两位不同，萨利赫参加了“9.26”起义，说他“为独立作出过贡献”，还是说得过去的。

穆巴拉克的上台最为平静，1975年他被萨达特任命为副总统，从而获得埃及共和国实际上的“太子”地位，1981年年10月6日萨达特在阅兵时遇刺，次日穆巴拉克便毫无争议地就任总理，一周后继任总统。

而萨达特也并非埃及共和国的缔造者，他的前任纳赛尔才是：1952年，纳赛尔率领“自由军官组织”发动政变，推翻法鲁克王朝，次年6月18日建立埃及共和国，结束了英国人在外交、防务等方面强加的“指导”地位。

在埃及1952年政变时，穆巴拉克只是个刚毕业不久的空军军官，在政治上毫无作为，他在军事上崭露头角要到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政治上出人头地就更晚了。

巴沙尔的总统宝座，则是乃父哈菲兹.阿萨德在原本属意的继承人、巴沙尔之弟贝塞尔1994年车祸死亡后，匆匆从一名医生，被逐步培养成政治、军事继承人，并在2000年老阿萨德去世后，通过一次例行公事的“普选”成为新的叙利亚总统，他本人或老阿萨德都并非叙利亚共和国，或现执政党——阿拉伯社会复兴党的创始人，真正的“叙利亚独立之父”，是1949年9月24日任叙利亚总理、1961年12月12日领导叙利亚脱离“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由埃及总统纳赛尔任总统）独立的纳兹姆.库德西，阿拉伯社会复兴党的缔造者，则是1963年3月7日发动政变上台的军事强人卢阿伊.阿塔西——而巴沙尔.阿萨德还要再等两年半，才会于1965年9月11日，在早已“解放”的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呱呱坠地。

说这些人都不是“国家之父”，是忠实于历史真相，这并不是说，在他们的执政生涯、尤其早期执政生涯中，没有值得一提的闪光点。

卡扎菲的国际形象长期不佳，被戏言为“二战后唯一同时得罪联合国‘五常’的国家元首”，有“狂人”之称，但这位“狂人”曾因大方地为许多非洲穷人提供学校、医院，修桥补路，被黑非洲人称作“来自北方的圣诞老人”，他的利比亚对黑非洲工人敞开大门，提供收入丰厚的工作岗位和优越的福利待遇，这些“客工”的侨汇，成为不少黑非洲穷国的主要经济来源。不仅如此，卡扎菲还热衷于输出“纪念碑式工程”，为许多非洲国家兴建高档宾馆、广电大楼、政府办公楼，而且一概免费，这些国家遇到财政困难，利比亚也会出手援助。就在卡扎菲死讯传出的第二天，“马里在线”上有人撰文坦言，“我们讨厌独裁者”、“卡扎菲罪有应得”，但是，“当巴马科（马里首都）人看到豪华气派的友谊宾馆，和为所有马里人提供电视服务的马里国家电视台大厦时，总会感念这位‘人傻钱多’的疯子上校，因为他为马里埋的这些大单，正是马里所需要，而富国又绝不愿来做的事”，当时布基纳法索《瓦加杜古国家报》也有人撰文指出，没有卡扎菲指示利比亚主权基金雪中送炭，几内亚和布基纳法索历史上的几次金融危机，早已把这些国家拖入万劫不复的深渊。马里《国家报》的一篇文章指出，尽管卡扎菲的多变、跋扈和老大作风令许多非洲元首不快，但他给非洲穷人的援助很慷慨，而且他那种疯疯癫癫和欧洲人作对的做派，对于许多非洲人而言也觉得很过瘾，因为非洲大多数国家都对殖民时代耿耿于怀，“看见有人跟欧洲人作对就高兴”。

卡扎菲曾帮助乌干达狂人阿明镇压反对派，也就是今天的乌干达总统穆塞韦尼，后者可谓是他的仇人，但这位仇人在卡扎菲正走背运，被全世界围攻之际，却难能可贵地说了句公道话：卡扎菲“一半是恶魔，一半是天使，至少对于黑非洲是如此”。

“疯疯癫癫”的卡扎菲还是“阿拉伯团结”和“非洲一体化”的狂热推动者，狂热到亲自开推土机试图推平利比亚-埃及边界界碑，和主张建立200万非洲大军“横扫新老殖民主义”（指欧美和中印）的地步。在利比亚本国，他修建高速公路、水渠等公共基础设施，推广社会福利，提高妇女地位等措施不论出于怎样动机，客观上都有利于利比亚社会的进步。

穆巴拉克是空军将领出身，参加了1967年和1973年的第三、四次中东战争，都有不错的表现。尤其在后一场战争中，身为空军司令的他帮助曾在第三次中东战争中几乎全军覆没、士气低落的埃及空军重整旗鼓，赢得阿拉伯世界尊重。

战后，穆巴拉克作为首席谈判代表，主持与以色列的和平谈判，圆满处理了收复西奈半岛等棘手问题，显示了难得的政治、外交能力；继任总统后，他一方面稳住埃美同盟、信守埃以和约，另一方面逐步恢复、改善因埃以建交而陷入谷底的与阿拉伯世界关系，使一度被目为“叛徒”的“阿拉伯政治孤儿”埃及在1989年重返阿盟大家庭，并成为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斡旋、接触的桥梁，一度迁走的阿盟总部也重新回到开罗。他在任期间，埃及还一改“不承认埃及是非洲国家”的埃及传统，积极参加非盟活动，热情援助非洲国家；国际舞台上左右逢源的他曾三任非统组织、两任非盟主席，直到被推翻时仍是不结盟运动秘书长。

本.阿里的上台，尽管是“打着民主反民主”，但他在政治上实行高压统治的同时，经济上却厉行“靠拢欧洲”的开放政策，1995年，突尼斯和欧盟签署自由贸易协定，此后出口加工业得到很快发展，经济增长率长期稳定在5%以上。突尼斯号称“最欧化的阿拉伯国家”，国内风气在阿拉伯国家中显得最为开放、现代化，高等教育十分普及，妇女地位也较高。当然，正如许多人所指出的，他的这些“新政”其实是萧规曹矩：他的前任布尔吉巴便已采用了经济上西化、政治上专制强化的路线，但本.阿里在经济开放领域却走得更远，做得更成功。

萨利赫是上述诸人中唯一真的“缔造”了一个国家的：1990年5月，他利用天时、地利、人和，实现了南北也门的统一，自己出任统一的也门共和国总统；1994年，他又率领北方军队在也门南北内战中获胜，巩固了也门的统一和领土完整。他在任期间积极打击“基地”等恐怖势力，一度成为美国心目中，阿拉伯世界最重要的“反恐伙伴”。

诸人中最年轻的巴沙尔，也曾有过让人“眼睛一亮”的时光。由于他具有深刻西方背景，甚至妻子也是欧洲人，上任之初曾作出“政治自由化”、“经济自由化”等开明姿态，在经济领域引入了私人商业银行，并鼓励外资进入叙利亚重要经济部门，2005年，叙利亚军队在他授意下撤出长期驻兵的黎巴嫩，从而在形式上结束了对黎巴嫩内政的干预、操纵，更一度赢得广泛赞誉。

可以看出，尽管他们远不如自己御用板子吹捧的那般“伟大、光荣、正确”，但也的确创造了一些不错的业绩。

这些人都不是“国家之父”、“独立缔造者”，在他们当权期间人为编造的神话、涂抹的油彩，理应毫不留情地洗刷，对他们的专制和落后与时代，应加以揭露和批判；他们漫长统治生涯中的恶政、暴政，也应毫不留情地予以揭露。但历史就是历史，他们的一些客观功绩，也应秉笔直书，公正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