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许多人所预言的那样，5月26日，一直在“5.22”泰国军事政变爆发后保持沉默的泰国王室，在5月26日发布了政变后第一份皇家敕令，授权政变最高领导人、泰国陆军司令巴育将军担任“全国维护和平委员会”总负责，这等于为政变提供“背书”，允许其暂时实行军人政治，而无需组建新的平民过渡政府。

此次政变，是泰国近80年来的第19次，这些政变大多是不流血或很少流血的，且尽管政变频仍，王室却始终安然无恙，这究竟是为什么？

泰国是东南亚唯一始终未沦为西方殖民地的国家，如今的王室系却克里王朝（又称暹罗曼谷王朝），传承自18世纪后期。1851年，也就是和中国鸦片战争同一年，暹罗（泰国的旧称）国王拉玛四世鉴于英、法两国已开始染指印度、缅甸和印度支那半岛，自感威胁巨大，此前他曾向外国水手、传教士学习过一些西方知识和拉丁文，觉得只有实行开放和西式改革，才能让暹罗迈向“文明国家”的行列。他下令王室和贵族改变服饰、发型，还在1862年为王太子请了一名外籍家庭教师——英国人安娜.列奥诺温斯，这也成为泰国系统引进西方教育的开始。1866年他通过所学天文学知识，预测到1868年8月18日将发生日全食，遂邀请外国科学家和自己一起前往日全食观测点——巴蜀府现场观测，尽管日食观测完全成功，但拉玛父子却感染上疟疾，拉玛四世不幸去世，王太子拉玛五世继位。

自幼受到西方教育的拉玛五世巧妙利用英法两国间的矛盾，仅付出相对较小的代价，就换取英法两国不再觊觎泰国本土，而是将泰国视作英属缅甸和法属印度支那间必要的缓冲国。在继位之初，用四年时间访问了英、法在亚洲的各殖民地，此后更在1897年和1907年，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欧洲访问，这使他成为第一位正式访问欧洲的亚洲君主。

在他的推动下，泰国首次出现了内阁和枢密院，后者成为王室行政的顾问。他在1905年废除了泰国奴隶制。他继承了父亲推动近代化教育改革的进程，将自己大多数儿子（他有长大成人的儿子32名）和贵族子弟陆续送到欧洲留学。尽管他的改革更多意在加强而非削弱皇权，但毕竟将泰国带上了开放、现代化之路，因此被尊为“朱拉隆功大帝”和“现代泰国之父”。

由于特殊原因，泰国最先接触到西方世界和近代化思想的，不是平民知识分子，而是王室和贵族，因此最早的近代化改革，也只能由王室而贵族、由贵族而民间，实行自上而下的改革。

不仅如此，最初的一批“海归”留学生，同样是清一色的王室或贵族子弟，这就造成了此后泰国各系统的近代化改革，也同样以王公贵族为带头人。比如泰国铁路和现代化公路的缔造者，是拉玛五世的儿子普拉查特拉.加亚卡拉.甘烹碧亲王，而泰国最早的新式军官，则是拉玛五世的另一个儿子、武吉加雅.查叻姆拉布哈.辛哈纳空亲王，这位亲王后来成为泰国新成立的近代化军事机构——国防部和皇家陆军司令部的最高长官。

在19世纪的东南亚，英、法殖民者为扩大殖民范围屡屡发动战争，英、法两国间也因争夺势力范围屡屡开战，泰国虽左右逢源，勉强维持了独立，但位于马来半岛上的“南四府”（宋卡、也拉、北大年、那拉提瓦）却被英国抢走，靠近老挝、柬埔寨的一些领土则被法国抢去，这让泰国王室和上层意识到，迈向“文明国家”之路绝非一条坦途，如果不能自己保护自己，列强未必会坐视自己的“进化”，而不起吞并之心。因此，最初被送往国外学习的泰国皇族、贵族子弟，大多数被安排学习军事，这种“富国必先强兵”的思路，也是当时急于谋求自强革新道路的亚洲、非洲国家所普遍遵循的一条道路。

这条道路走下去的结果，就是产生了另一个对泰国当代政治起到决定性作用的团体——军官团。

如前所述，军官团的核心和上层成员，几乎是清一色的皇室贵胄和贵族子弟，国王选派他们出国深造，学习近代化军事知识，并在他们学成回国后委以重任，让他们建立近代军事机构和新式军队，目的是巩固皇权，但相对于大部分精力放在国内政务、出国访问不过走马观花的国王，这些“海归”对西方世界和近代化知识的了解更深刻、更直观，也更希望泰国实行更激进的近代化改革——不仅仅是以巩固王室为前提，实行“小修小补”，而更应该从根本上“全盘西化”，推行欧洲式的君主立宪政体。

这些激进派军官在一战结束后趋于活跃，他们在国内、国外，都获得了有力的政治盟友。

国内的政治盟友，是被称为“人民党”的一批上层知识分子，他们中许多人曾经留洋，还有许多人集中在1919年成立的泰国第一所大学——朱拉隆功大学周围，是泰国最早的一批近代政治精英，他们中既有贵族也有平民，渴望通过立宪制改革，获得政治上的进身之阶。

国外的政治盟友则是日本。

一战后日本势力更加强大，他们雄心勃勃，希望在整个亚太地区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地位特殊且重要的泰国，自然成为其觊觎的重点，希望借此为立足点和跳板，为日后染指印度支那、缅甸，进军南洋和印度打下伏笔，因此一直不遗余力地扶植泰国军方，在日本的援助下，泰国一度拥有了梦寐以求的重炮铁甲舰（用日本裁军后不用的战列巡洋舰主炮塔改装）和潜艇（由日本提供），在军方形成了势力强大的亲日派。日本自然希望亲日派通过推行立宪掌握政权。

1932年，泰国现代历史上第一次军事政变——6.24政变爆发，3天后，政变当局宣布泰国实行君主立宪，规定泰国实行最终过渡到民选的议会（下议院），立法权归属议会所有，行政权则归属议会推举产生的内阁，而泰王本身则依据新制订宪法的专门条文，永久保留泰国国家元首的地位。6.24政变最终确认了泰国的君主立宪政体，确认了君权和政权、法权的分离，也确认了法律高于王权的原则。

这次政变提高了军人的政治地位，并开启了此后80多年军人动辄政变干政的传统，和军官团+上层政治精英的结盟模式。政变过程未死一人，也成了此后18次政变中大多数的常规场景。

二战中，自负的军官团-上层政治精英联盟在其领导人、泰国陆军元帅披汶领导下却“押错了宝”，让泰国在同盟国和轴心国中选择了后者，成为日本军国主义在亚太地区唯一被国际社会普遍承认其独立国家地位的盟友（其余“大东亚盟友”都是日本军国主义操纵扶持的傀儡国），这次错误站队给泰国带来惨痛损失，也造成军官团-上层政治精英的分化，和王室再度介入政治。

二战后期，由自由派上层政治精英、军官组成的“自由泰运动”在王室暗中赞助下，通过“不是政变的政变”迫使披汶下台流亡，并转向同盟国阵营，由于美国的介入，战后泰国非但未被当做轴心国附庸，受到严厉惩罚，反倒因祸得福地收回“南四府”。

这一意外的结果奠定了战后泰国的政治局面：军方仍是政治生活的主角（军政府维持到1973年），但世俗政治精英的地位上升，而王室则逐渐获得了在各派政治势力间进行仲裁、调停的超脱地位。

在“红衫军”势力崛起前，泰国军事政变通常发生的背景，或是军人集团和非军人政治精英间的权力争斗，或是军人集团内部的权争，由于政变各方都意在获得“坛坛罐罐”的主导权，而非打碎这些坛坛罐罐，因此往往不希望付出太大代价，也不希望彻底撕破脸皮，一击得手则迅速谋求国王“背书”，否则就会乞求国王介入调停，以体面收场，这让得到美国越来越多重视、支持的泰国王室，地位反形重要，1973年泰国“民主化”后，军政府时代结束，此后的泰国政府大多为民选政府，但政变仍不时发生，而泰国国王的中介、调停地位同步上升，政治威信提高。

如前所述，军方也好，世俗政治精英也罢，其源流同样可追溯到王室，因此他们对泰王和王室的态度，主流是恭敬、尊奉的，这也是泰国政变频仍、王室却稳如泰山的奥秘所在。当然，有一位超脱的国王，作为政治平衡器和中介，对这些政治家和军人而言，也是有很多好处的。

总的来说，直到他信派或“红衫军”崛起，泰国一直是精英政治，政变则体现为精英内部派系间的争斗。

1994年，外府“暴发户”——他信.西那瓦参政，短短4年间，他通过兼并小党发展壮大，并于2001年初试牛刀，首次当选总理，2005年成为泰国有史以来首次任满任期的总理，此后，泰国便陷入了“红黄”对峙，周而复始的政治死循环。

严格说，他信、西那瓦家族和他信派上层，并非真的“草根”，而是生长外府、靠种种机缘和手段“先富后贵”迅速崛起的经济、政治暴发户。与更早一批只顾发财的外府暴发户不同，他信有政治抱负，且看到了实现抱负的途径——争取草根选票。

通过俗称“派糖”的经济利益交换，他信派在北方、东北方稻米区农民，都市贫困人口等草根阶层，争取到稳定的“铁票仓”，这些人为数众多，却长期游离于主流政治、经济视野之外，政治地位低下，缺乏话语权和政策主导权，生活和收入也远不能和“精英”相比，他信家族的“派糖”并非仅仅让他们尝到一点甜头，更逐渐让他们感到，自己是有力量、有话语权的，应该获得和人数、票数相称的政治权利和政经地位。他们在选民人数上占据绝对优势，这就是他信一族屡屡被“做掉”，却总能通过选举翻盘的奥秘所在。

他信一派的支持者身着红衫，是因为红色象征草根、力量和团结，是所谓“平民色”，“红衫军”源起于泰国东北部各府，并因2010年的“红衫军百日围城”而名声大噪，至今仍然存在。

那么，什么是泰国的“精英阶层”？

在泰国，“精英阶层”包括王室、贵族、中高级军官，工商业人士，都市白领，知识分子，青年学生等，他们大多以“保皇”为号召，对他信“藐视皇权”愤愤不平，对暴发户和“草根”的崛起感到不满和不安，在他们看来，“草根”缺乏知识和独立思考能力，民主意识远不成熟，很容易受他信等暴发户“糖衣炮弹”的影响，因此，有必要暂时控制“草根”的民主参与度，待他们“成熟”起来再行扩大。

之所以这么想，是因为“精英”人数处于绝对劣势，实行普选时，只要“草根”票数集中，他们就根本没有胜出的机会。不过“精英”有精英的优势，他们上层活动能力强，社会地位高，上院、宪法法院等无需或不依赖选举，而主要靠身份、资格“准入”的机构，他们占据垄断地位，而这些机构拥有一些特别的权力，比如裁定政党、政治家违法、违宪，对他们实行“反腐调查”等。

2006年1月，曾和他信结交、后来分道扬镳的报业大亨林明达和另一位精英政治家、他信从政的指路人占隆联手，成立“人民民主联盟”，“红衫军围城”期间，民盟号召反对他信的人士穿着和红色反差强烈的黄色衣服，因此被称作“黄衫军”，但和“红衫军”始终有组织、有规模不同，“黄衫军”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组织系统，阿披实政府下台后，民盟方面甚至公开宣称，“黄衫军”已不复存在。

“精英”稳居上层，“草根”握紧票仓，这就形成了微妙的政治平衡和死循环——“精英”们每每通过上层手段推翻他信派获得的选举成果，先后搞掉5任总理，解散两个执政党，但推翻后仍不免回到选举程序，结果总是改头换面的他信派、他信党卷土重来。此次反他信派连续示威7个月，军方摆出“持久战”架势痛下狠手，就是不希望重蹈覆辙，想“先换规矩再选举”，以免出现又一个他信派政府。

总的来说，王室更倾向于“精英”，而对他信并无好感。但身为泰国君主，国王更注重国家形象和长远经济利益，当政变遭到国内外巨大阻力，并危及国民经济和社会安定时，就会出面平衡，强制制订还政于民和改选的时间表——哪怕明知后果并非其所希望看到的。2006年底的政变，就是这样戛然而止的。

但此次政变后，王室释放出复杂而奇怪的信号。

23日即政变次日，巴育求见普密蓬国王，结果遭到拒绝，这被认为是“国王未授权政变”的强烈暗示；但26日国王又签署了对军方授权的“背书敕令”。

这些自相矛盾信号应该是王室矛盾心态的折射。

一方面，对政变后的某些政治走向，王室有所期待，另一方面，王室也深知政变不会在国际上受到广泛承认，国内也可能引发大的争议和动荡，不愿将自己的声望和政变直接联系起来，如今的姿态看似自相矛盾，却留下了今后根据形势随时调整的余地。

另一方面，普密蓬国王年已86岁，且体弱多病，近年来已较少干预政治活动或发表政治言论，即便有心过问当前政治危机，只怕也是有心无力。

政变后的种种举措表明，军方此次试图尽可能延长直接“军管”期限，以免重蹈2006年军事政变后，他信派仅隔两年便通过选举卷土重来的覆辙，很显然，军方希望在“军管”期限内尽可能设法修订出一部既有选举和民主、又不让他信派通过选举和民主轻易卷土重来的体系——正因为这样的体系实在不容易修订产生，军方才至今未拿出过渡时间表。而倘过程中遇到差池，或国内外压力陡升，恐仍需泰王这只逐渐力不从心的“政治节制阀”勉为其难，出面调停。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政变后，泰国王储玛哈.哇集拉隆功躲进了英资泰尔尼酒店。这位王储口碑远不如普密蓬国王，保皇党和“精英”对他并无多少好感，相反，他和他信家族却存在过利益关联及合作。早在上次政变时，“精英”和观察家们就纷纷对“国王百年之后”、王储即位后的泰国政治走势感到忧虑，此次政变会否危及王储的继嗣权，一旦出现这类争议，普密蓬国王会作何感想和举动，都值得密切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