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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农历甲午年,一百二十年前,爆发了中日甲午战争; 明天是7月25日,一百二十年前的这一天,日本联合舰队不宣而战,在丰岛海面偷袭了由清朝北洋舰队护航的英国籍运兵商船,鸣响了这场彻底改变东亚地缘政治千年格局战争的第一炮。

在甲午战争前的漫长岁月里,中国始终是东亚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的中心,并通过古老的藩属朝贡体系,维持着东亚霸主的地位,向周边邻国辐射着强大的影响力。固然,随着殖民时代的到来,门户的渐次洞开,这种古老的体系,已受到越来越激烈的冲击,显得有些捉襟见肘,中国在“朝贡世界”以外,也早已不是什么受人尊重的一流大国,但直到甲午战争前,绝大多数地缘政治观察家都不会想到,中国会从东亚霸主的千年“铁座”上跌落,且将之掀翻并取而代之的,既不是如日中天的英、法,也不是咄咄逼人的沙俄,而是刚当了西方“学生”不久的“小小日本”。

且不说那些死守故纸堆,沉湎与“天朝上国”春梦的老古董,即便那些认同变革图强的中国人、外国人,在战前也对中国的前景,持不同程度的乐观态度。的确,在他们看来,当时的中国自太平天国之役后,已开展了有声有色的变革:办洋务,遣留学,改官制,开商埠,曾视作洪水猛兽、宁可开战也不肯放进京城的外国使节,此时已成为皇室和王公大臣们的座上客,不切实际的“华夷之辨”,也随着“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通商大臣的相继设立,和驻外、出访使节的来来往往,变成务实派大臣们口中眼中的异类。

更重要的是,通过“师夷长技”,当时的清廷,已建立起一支看似强大的军队:陆军不仅保持人数上的优势,而且以经过内战考验的勇营体制,取代了陈旧的旗、绿旧典,装备了数量可观的洋枪、洋炮,甚至练起了“洋操”;海军更拥有当时世界上奇货可居的铁甲舰,号称世界第四、亚洲第一的北洋舰队下南洋、出东海,声名远播。不仅如此,经过朝廷和洋务派中枢、封疆大臣们的苦心经营,中国当时已能自行制造包括弹药、枪炮甚至兵轮在内,许多种“坚船利炮”。一言以蔽之,中国似乎已不再是昔日之中国,而是个经过变革的崭新国家。

然而甲午一战,这个“变革后的中国”却被“蕞尔日本”打得丧师失地,从此一蹶不振达半个世纪之久。人们猛然发现,原本比中国更保守、更落后、更弱小、更闭关锁国的日本,尽管在变革的起步上甚至比中国更慢了一拍,却后来居上,成为竞争中的强者。

自“发乱”、“捻乱”平定,尤其西北、越南两处和列强有关的乱局得以平息后,一度因迫于“存亡之危”而不得不励精图治、亟求变革自强的清朝君臣朝野,开始沉浸于“同治中兴”的虚假繁荣,一度生气勃勃的改革,也重新变得徘徊不前。且不说“办洋务”始终浮于“师夷长技”的枝节表面,不曾认真研究、借鉴近代化的机制、远离、本质等根源,即便“坚船利炮”等承认需要学习、引进的部分,也是小富即安,浅尝辄止。甲午战前,海军船舰久未添置,炮械、弹药方面也远未讲究,陆军则更始终停留在可追溯到乾隆、嘉庆时代,远离近代陆军军制主流的勇营编制上,空有洋枪洋炮,却不能保证充分发挥其威力。

反观日本,自明治维新起,其变革的步伐从未停歇,变革的方向、思路也从“尊王攘夷”变为“师夷长技”,又从“师夷长技”变为“脱亚入欧”,整个国家上至天皇、贵族,下至社会、平民,从学习体系、社会结构,到生活习惯、衣食住行,都竭力向“图强求变”的方向努力。在军事方面,陆、海军迅速废弃了幕府时代的旧规,转而学习欧洲军制,甚至在短短时间内更换了“老师”(陆军由师法转而师德,海军则坚定师英),建立了既符合近代标准、又带有日本特色的近代化陆海军编制指挥体系。在装备方面,陆军实现了装备制式化,海军不仅不断添置新舰,还始终紧跟世界先进潮流,甲午战前,曾落后于北洋舰队的日本联合舰队,不仅装备了专门对付北洋两艘铁甲舰的“三景舰”,更添置了领先北洋同类船只整整一代的装甲巡洋舰,使用了威力强大的“下濑火药”,可以说,早在丰岛海战炮声想起之前,日本就悄然走到了中国前面。

感知到自己的落后,并慨然变革图存,仅仅是自立、自强的第一步;懂得“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惟有不断居安思危、始终不渝的求变革、求发展,才能始终立于不败之地。停滞的变革等于自甘落后,最终必将在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的国际竞争潮流中败下阵来。

又逢甲午,今天距甲午战争的爆发,已过去两个甲子。抗战的伟大胜利,让中国洗刷了甲午战败的耻辱;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又让中国再次成为世界敬畏尊重的强者。甲午战争的失败,是昔日变革半途而废的失败,以史为鉴,汲取一百二十年前的教训,在变革的道路上始终不懈,“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将是今天、今后的人们,对甲午战争这段历史最好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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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短房

陶短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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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名陶勇,旅居加拿大的中国专栏作家。曾长期在非洲定居,对非洲政治、经济、文化情况比较关注。涉猎范围广泛,小说、散文、文化评论等都常常见诸出版物,业余时间还以研究太平天国史闻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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