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回、第三方报道的缺席和杨秀清的战略

如果说1854年（或太平天国甲寅四年、清咸丰四年，看你占在哪一头了）是外国记载、报道中国的“大年”，那么1856年就是不折不扣的“小年”，不但太平军刚刚占领南京后两年间层出不穷、充满新鲜内容的“官方报道”，即来自各国使节及其随员、军人和官员的访问记、印象记突然付之阙如，就连“非官方报道”，比如曾经充斥外国人在远东所办媒体、书肆，那些有关太平天国的、源自直接或间接与之接触过的“洋兄弟”（传教士、商人、逃兵等）的叙述和评论，如今都变得宛如凤毛麟角。

1856年的世界，已经是资讯相对发达的时代，通往远东和中国的航道、邮路已经打通，各种各样专门办给各色在华外国人，以及通晓外语的中国人阅读的报刊，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正是它们出于职业本能的探究、挖掘，今天的我们，才能不受这个时代里同样竭力试图抹杀真相、让一切都只能照符合自己利益和心意口径解读的内战双方牵制，多少能阅读到一些“不同的声音”，才能更容易地拨开迷雾，探寻当时的真相。1856年是决定中国境内“两个国家”命运关键年份，此时此刻倘若这“不同的声音”更多些，对于这段历史的研究者和爱好者而言，自然是最好不过的一件事。

可偏偏正在这最要紧的时候，“不同的声音”忽然沉寂了：“官方报道”近乎绝迹，“非官方报道”或老生常谈、或真伪莫辨——即便这样的信息，数量也大为减少，在华或在欧美的外国传媒固然仍对“中国这一年发生的事”兴趣盎然，但信息来源的匮乏也让它们无米下炊、徒唤奈何。1856年9月2日（太平天国丙辰六年七月廿七日，清咸丰六年八月初四日）天京事变爆发，远东西文传媒高度重视，力图加大报道力度，其中当时最有影响的两家远东西媒——《中国之友》（Fried of China，1842年3月17日由英国商人奥斯威尔德Richard Oswald创办于澳门，一周后迁址香港，1850年8月转由英国人台仁特William Tarront主持，是当时南中国最有影响的西媒之一）和《北华捷报》（North China Herald，1850年8月30日由英国侨民奚安门Henry Shearman在上海创刊，是中国内地最有影响、最权威的西媒，1864年其副刊《船务商业日报》Daily Shipping and Commercial News更名为《字林西报》North China Daily News“转正”，《北华捷报》改为周副刊，在此后近90年历史中都是中国最有影响的英文传媒）都不遗余力挖掘“猛料”，可效果却令人失望：《中国之友》花了近一年时间才由一位叫雷诺兹（E.Reynolds）的授权发表了一篇专题深度背景报道，《北华捷报》动作稍早，发表了一篇专题通讯（《太平天国东北两王内讧纪实》，作者为美国首位赴中国内地传教的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内容较简略）和一篇深度报道（太平天国东王北王内讧详记，作者美国人麦高文J.Macgowan，内容较详细），这三篇在当时堪称最翔实、最“一手”的第三方报道，在对一些关键人物、事件、进程的记载上却相互矛盾、云山雾罩——更要命的是，这三篇“最权威报道”的来源居然是同一个人，因喜欢吹牛而被同伴称为“大嘴巴”的爱尔兰水手肯能（Canny），这位“目击者”信息的可靠度，甚至连上述三位撰稿人自己都觉得相当可疑。然而可疑也得用，因为可疑的资料总好过没有资料。

更让人遗憾的是，如果把1856年用天京事变为坐标点分为前后两期，那么后期至少还有一些如“肯能系列”那样虽未必靠谱、但聊胜于无的第三方报道，前期却连这样的报道都几乎找不到，这使得惊心动魄的1856年天京-镇江战役，这场近代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内战决战之一，仿佛突然发生并结束了一般。

“外国眼睛”在1856年的突然缺位，是和1854年英国麦华陀（Sir Walter Henry Medhurst，英国驻上海领事）-小包令（Lowin Bowrin，英国驻华公使老包令John Bowrin的儿子）使团访问天京败兴而归息息相关的。

在这次访问中，英国政府终于了解到自己所最关心的太平天国真相和立场：他们是不是基督徒，究竟是否会同意英国扩大在华商业利益（包括鸦片销售），他们将如何与外国人打交道。

对于第一点，使团在天京向太平天国提出了30个包括宗教、政治、军事战略在内的问题，太平天国“闭户三日”作答，并反问了50个问题，许多都涉及宗教，在这则历史性问答中，太平天国勾勒了一个有形的上帝——身材高大，长着红胡须，穿着黑龙袍，否定了三位一体，认为上帝是上帝，耶稣不是上帝的子格而是上帝的长子，上帝还有洪秀全等若干亲生子，上帝和耶稣还有各自的配偶“天妈天嫂”，“圣神风”即圣灵不是三位一体的一格，而是杨秀清，杨秀清和萧朝贵享有天父、天兄附体传言的特权，他们所说的那些“天父天兄圣旨”，在太平天国享有和《圣经》同等的神圣和权威……

南京人李滨后来根据口碑记载，做这些“问答题”的太平天国官员是石达开、黄玉琨，而在“问答题”上署名的则是杨秀清本人，史学家王庆成先生根据“问答题”的文笔风格和所流露出的宗教思想，认为其真正代表的毋宁说是洪秀全本人的宗教观，这些见解都颇有道理，无论如何，这是来自太平天国官方核心层的直接解读，是最真实的太平天国宗教信息，根据这些信息，任何一位稍有基督教常识的外国观察家，不论此前对太平天国的上帝教持何等观点、立场，都只能得出与美国驻华公使麦莲（Robert M.Mclane）《访问太平天国报告》中同样的结论“他们（太平天国君臣）既不信仰、也不了解基督教”。

对于第二点，通过“官样文章”和直接印象同样不难得出结论，即太平天国也许会开放口岸，扩大对外贸易，但绝不是现在，因为他们要和清朝打仗，在他们看来，此时通商被奸细利用的危险，要远大于“互通有无”的好处，至于鸦片，至少官方的立场是要严禁的。英国使团曾试探性地向太平天国借一小块江边地皮，以贮存轮船所需的煤炭，结果被对方疾言厉色书面斥责了一番。

对于第三点，西方各国政府、使团可以说被震撼了——太平天国的天王洪秀全不仅被称作上帝的亲生子、耶稣的亲弟弟，而且被明确为“万国万方”的君主，西方各国同样也要服从这位天王的管制，各国使节要备办贡品“朝见”。

其实这一套对于西方人（至少英国人）而言一点也不陌生，因为自1793年（清乾隆五十八年）马戛尔尼（George Macartney, 1st Earl Macartney）使团访华起，他们就早已领教、或者说领教够了清廷这套“天朝上国”、“万邦来朝”的华夷理论，问题在于，他们本以为“信奉基督教”的太平天国，在这方面会和清朝有很大不同，正因如此他们才会在1853年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在一年多时间里不怕困难、不厌其烦地一再试探着敲打这个神秘“国家”的大门。

此后西方各国官方几乎中止了一切针对太平天国的官方接触，甚至开始约束各自国家侨民，使之同样远离这个“危险的地方”，洪秀全的美国宗教老师罗孝全，就是因为本国驻华外交官援引“1848年中立法”阻挠他去天京，不得不一度回美国，直到1856年春才重返广州的（第三任美国驻华公使马沙利Humphrey Marshall甚至以“敢去就枪毙”相威胁）。

这种态度其实也不难理解：西方列强想和太平天国打交道，是苦于和手下败将清朝的外交扯皮旷日持久，始终不得要领，以为“换一家会容易点”。既然“两家都一样”，那么就不着急“二选一”——你们自己先打出个输赢来再说吧。

第三方观察和报道的缺失，给我们复盘1856年天京-镇江战役原貌、探究清太双方（尤其太平天国一方）的战役指导，制造了许多障碍，因为如许多人所知，战场上你死我活的双方，却心照不宣地遵循着中国官场和军事史上一个臭名昭著、历史悠久的“光荣传统”——夸胜讳败、剪裁事实和虚报战功，而由于后来的“亡国”，太平天国一方甚至连这样“修剪”过的纪录都所剩无几。

这就迫使我们从相对可靠的、当时双方军队调动情况、主官人选、战场态势变化等，探究这场战役的胜利者、实际全权指挥整个战局的太平军军政最高领导人——劝慰师圣神风禾乃师赎病主左辅正军师东王杨秀清。

自1853年定都南京以来，杨秀清这个太平军实际上的统帅，在军事指导上既有许多连敌人也不得不承认的得意之笔，也犯过犯过许多或难以避免、或本可不犯错误，其中最致命的错误，是贸然派出太平天国最精锐的两万人马“扫北”，导致这支劲旅几乎全部丧失，其次则是在西征方向“添油”式逐次增兵，战线拉得过长，战略目的混乱不清晰且不断变更，导致了1853-1856年初内战各战场的大起大落、大喜大悲。

到了1856年初，双方的战线已趋于稳定和胶着，而这种稳定、胶着局面的出现，关键在于清朝和太平天国双方都难以在任何一个战场集中足以彻底压倒对方的绝对优势兵力，从而不得不在每个战场不死不活地对耗。

相对于清方，基本处于内线作战状态的太平军显然更被动，因为后者显然更难聚拢一支有相当战斗力的机动部队，投入到最关键的战场，从而打破力量平衡。

太平天国甲寅四年（1854年，清咸丰四年），太平天国众侯相（指侯爵和丞相，至1856年天京事变前都是太平天国仅次于王级的高级官爵，太平天国中枢各部门和各王办事机构主官及被称为“佐将”的驻外各路大军主要将领，大多数都属于这两个级别）主持编纂了一本官方印书《天情道理书》，这本书的主要意图，是假杨秀清之口阐述“天情道理”，也就是太平天国政治、经济、行政等方面的政策依据和行军打仗中的一些必备知识，是一本用于“军事教学”的“军政教科书”，这本书中充斥着对杨秀清的个人崇拜性描写，将这位能“传天父上帝真神真圣旨”的统帅吹捧为“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在”，这显然并不符合事实，否则便无以解释“扫北”何以全军覆灭，“残妖”（太平天国对清军的蔑称）何以非但未曾覆灭，反倒围困着天京。

不过在1856年，杨秀清似乎远比他的对手们拥有更敏锐的战略眼光，和更清晰的战略头脑，至少，他似乎找到了足以改变战略平衡的那支机动部队——或许，这个目不识丁的文盲、孤儿，比清方决策者们更早、更快地从战争中学会了战争。

这支部队便是在皖北地区活动的陈玉成、李秀成、涂振兴、陈仕章、周胜坤部，这5人都是自1853年定都后，经历多次战役成长起来的新生代战将，此时都已升至太平军“佐将”中较高的级别——六官丞相。

在他们之中，陈玉成为冬官又正丞相，已在第二次攻破武昌城之战中崭露头角，虽然是最年轻的一位，却因勇猛善战受到清、太双方最多的重视；李秀成是地官副丞相，这位太平天国后期最著名的统帅靠勤勉好学从基层逐级升迁到这一级别并不容易，当时他的名字还叫“李寿成”，并不为很多人所熟知，周胜坤是夏官又正丞相，因为早在金田团营时就从军并任较高职位（左一军副典圣库，是职同监军的军中后勤仓库主管），因此被湘军情报部门编纂的《贼情汇纂》列入“剧贼传”名单，“知名度”在1856年远高于李秀成；涂振兴原本是东殿左七承宣，本年刚升任春官正丞相，同样在“剧贼传”榜上有名，知名度此时也高于李秀成。他本是西王萧朝贵部下，后来被杨秀清提拔任用，是五人中唯一的杨秀清嫡系；陈仕章是五人中知名度最低的，《贼情汇纂》在他还是殿左廿九指挥时为他立了一个“词条”，除去姓名、职位，“事迹”只有“踞巢县”寥寥三个字，他也是1856年初刚刚被提升为夏官副丞相的。

这支军队所面对的皖北战场压力不大，清军受到兵力、战斗力限制和捻军的干扰，无力向安庆等太平军核心占领区发动大规模进攻，从而令太平军可抽调相当一部分兵力跨区作战。五人所率领的部队，有战斗经验的老兵和基层军官较多，在太平军中属于精锐，且刚刚收编了刚从清方哗变过来的原捻军李昭寿部。李昭寿是安徽固始人，小偷出身，先起兵为捻，后投降驻扎安徽英山县的清宁池太广兵备道何桂珍，1855年因缺饷和风闻何桂珍要暗算自己，发动兵变投奔了李秀成，他的人马素以军纪废弛著称，但战斗力却相当强悍。

那么，将这样一块决定性砝码投向哪里？

其实清军早已注意到这支人数超过两万、集中了众多新生代“贼首”的大军，并猜测这支大军的去向，最大可能是用于收复不久前被清方攻下的皖北重镇庐州（今合肥），其次，则可能被抽调去增援被湘军胡林翼部围困的武昌，因为此前太平军多次上援武昌，都是首先从皖北派兵。

清方的推测其实是很有道理的，至少很符合常规用兵的套路，及杨秀清以往的思路。然而1856年的杨秀清正如李秀成后来所赞叹的，“不知天意如何化作此人”，走出了异乎寻常的一步棋——让这支机动部队向东，去解救被清军吉尔杭阿、托明阿等部所围困的镇江和瓜洲。

用兵棋推演一下不难算出，倘这支生力军就近去攻打庐州，只能调动安徽、河南地方军，和一部分江北大营的人马；与之相比，镇江和江北的瓜洲是运河与长江的交汇处，也是天京的东大门，对清、太双方都关系重大，这座城原本由罗大纲驻守，但主力已被抽调反攻芜湖，他本人也受伤不治，只剩下吴如孝所率领的少量人马死守，被从上海凯旋的清江苏巡抚吉尔杭阿部会同江南大营援兵围得水泄不通，如果不增援，陷落只是时间问题。但正因此地至关重要，一旦太平军有大动作，清江南、江北大营势必连动，届时就极可能出现有利于太平军的战机。

就在杨秀清动用皖北这枚关键棋子，并缓缓启动天京-镇江战役车轮之际，石达开部在江西又获得意外的大发展，拥有了太平天国此前从未有过的大片连成一体的疆土，和骤然膨胀数倍的大军，这样一来，清方的注意力更多被焦头烂额的江西，和势如破竹的石达开部所吸引，以至于天京-镇江战役实际上已经开打，来自皖北的那支精锐“发逆”也已投入战场，清方的反应仍局限于“推挡式”，并未引起应有的、更高的关注和警惕。

不仅如此，后来的事实证明，石达开在江西的辉煌胜利，让杨秀清在天京-镇江战役中的调兵遣将拥有了更多余裕，也让他在此后的战役发展中，敢于走出更加大胆、更加有魄力的大手笔和险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