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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阳、金坛城外虎头蛇尾的“奇怪战争”,以及其它许许多多令人费解的谜团,很快就有了答案:杨秀清死了,天京乱了。

许多人本以为,天京-镇江战役是1856年中国大地上的头等大事,这场决战的胜负结果,是持续多年中国内战的“胜负手”,然而更重大的事件居然不旋踵便在同一年发生了。

咸丰六年八月底、九月初,接办江北大营军务的都统衔钦差大臣德兴阿、帮办翁同书向北京发出一份奏报,称据派驻天京观音门的总兵陈世忠禀称,八月廿五(1856年9月23日,太平天国丙辰六年八月十七日)、廿六等日,“见有长发尸骸不可数计,由观音门口内漂流出江,内有结连捆缚及身穿黄褂者”,并称已经探明,天京城内“逆贼内乱、自相戕害”,杨秀清已被杀死,“各营具所报俱符”。

这是目前所知最早的、对杨秀清之死的公开报道,后来人们才知道,杨秀清死于太平天国丙辰六年七月二十七日(1856年9月2日,清咸丰六年八月初四日)深夜,如今人们把这件1856年中国所发生的最重大事件,称为“天京事变”。

“奇怪战争”结束、太平军五丞相部从金坛城外忽然退兵,正是发生在杨秀清被杀翌日,而此前神秘消失的、这支太平军的主帅顶天燕秦日纲也并没有死于金坛城下,而是在此之前悄悄离开军营,秘密潜回了天京——围攻东王府的“前敌总指挥”,正是这位一年前刚刚领衔编纂《行军总要》,将杨秀清吹捧得文韬武略、用兵如神,“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在”的太平天国重要人物。

但他并不是主谋,甚至连“主要同谋”都未必算得上。

真正的主谋是谁?天京事变的真相,又究竟是怎样的?

在英国国家图书馆中,保存着一本癸好三年(1853年)修订版的《太平礼制》,从图书馆方面所作的标签看,当是1854年2月,英国特使小包令(洛文.包令)和麦华陀乘军舰访问太平天国天京时所获赠书,再由小包令(或其父亲老包令即约翰.包令,香港总督兼驻华公使)捐赠给图书馆的。

有位通晓汉语的不知名读者,在1856年天京事变发生前夕,仔细阅读了这本书,并留下前后15条、多达数百字的眉批,其中一条眉批从“东王显与太平敌体”的现象中,得出“古时大都耦国犹能为乱,况大事未集之时乎?决然不能成事”的结论。这一海外旁观者的预言,不久后就为发生于1856年9月2日的天京事变所证实。一百多年后到访图书馆的史学家王庆成先生读到这里,不由惊叹“这位读者得出这一印象是神奇的”。

其实在当时,作出这种神奇而准确预言的,绝非这位伦敦无名氏一人。

本身仅是“六品衔湖北即补府经历县丞”芝麻小官的张德坚,因在艰难纷繁、漫无头绪的环境里,梳理出一本翔实客观、堪称前期太平天国制度、人物、事迹最完整、准确记录的情报集《贼情汇纂》而名垂史册。在这部现编现用、供湘军作“敌情汇总”使用的工具书中,提前一年多预言“似不久有并吞之势”,并准确推测出矛盾将发生在杨秀清和韦昌辉之间。

这并非偶然的。

两位预言家互不相识,从未谋面,却不约而同从同一个细节切入,得出了相似的结论:体制。

天京事变前的太平天国体制,是颇为奇特的。

表面上看,这个体制似乎颇为经典,甚至复古。

这个国家有君:天王洪秀全一人独尊,继承人则是他的长子、幼主洪天贵福;洪秀全以“上帝次子、耶稣胞弟”自居,声称受“天父上主皇上帝”委派“下凡诛妖”,为“天下万国之主”、“太平天王大道君王全”,他和“代代幼主”对君权的垄断是纯粹的、绝对的,不容任何异姓染指。

这个国家有从中央到地方,完整的行政建制架构。

在中央,四军师、五主将(因萧朝贵、冯云山早死,此时实际只剩二军师、三主将,即左辅正军师中军主将东王杨秀清、后护又副军师右军主将北王韦昌辉、左军主将翼王石达开)总揽军政大权,并总成于杨秀清,天、地、春、夏、秋、冬六官二十四名丞相分任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各司其职,检点、指挥、将军等各级职官或留京、或外派,担负军政方面之任,侍卫、左右史、学士等构成为天王宫廷服务的机构,无所不包的“诸匠衙”和各种“典官”,则担负起各行各业的管理工作;在地方,建立了郡、县两级行政机构,郡总制-县监军构成地方主官层级,军帅-师帅-旅帅-卒长-两司马和伍长则构成城乡基层管理体系;在军中,全军编成106个军(陆军95个,水营9个,土营两个),并由总制-监军-军帅-师帅-旅帅-卒长-两司马等各级“军中官”层层统帅。不论地方、军中,在地方官、军中官之上,都有被称为“佐将”或“钦差大臣”的高级官员负总责。

这个体系对于帝王时代的中国人而言,可谓再传统不过,“六官”和军帅以下军中官、乡官的编制、名称,都照搬《周礼》,军师以下各级职官,也大多古已有之。一些看似变通之处,也并非无稽可查,比如“天王”,是夏商周三代和前秦、北周等所使用,且理由和洪秀全如出一辙(只有上帝才能称帝),以主将这种军衔秉政,春秋时的晋国(中军元帅、上下军主将和三军佐)和两汉(大将军)都采用过。即便洪秀全的自我神化,严格说也并未摆脱“天子”、“君权神授”的窠臼。

但实际情况却和纸面制度大相径庭。

首先,军师、主将的地位并不平等,也非共同对天王负责,而是天王垂拱而治,副军师以下都对杨秀清一人负责。

其次,表面上看起来井井有条的六官、百僚分工,实际上全然被打乱,真正执掌六部职事的,是东王府属官——东殿六部,六官丞相成为标志干部级别的虚衔,具体工作要听从杨秀清安排;本应听命于天王的各军,也要“听东王将令”,没有杨秀清领衔颁发的将凭、官执照,各路“佐将”和各军主官连“专杀”的权力都没有。

还有一些制度,表面上遵循了常规程序,但实际上却并非如此。

如法规、制度、礼仪、冠服、历法,表面上是由杨秀清领衔制定,上呈洪秀全“旨准”,最终决断权在洪秀全手里;再如处决重要人犯,任免高级官员,同样要走“旨准”的手续,但实际上据各方记载,洪秀全对杨秀清的上奏一概“旨准”,且除了杨秀清、韦昌辉、石达开三人外,其它官员“概不准奏事”,也就是说,真正管事的不是洪秀全,而是杨秀清。

这种奇怪权力结构所造成的直接后果,是洪秀全的“消失”:大本营就在南京城外孝陵卫、从广西一路追赶太平军到江南的清钦差大臣向荣,竟很长一段时间弄不清洪秀全究竟死了没有。

太平天国史学研究前辈罗尔纲先生对于太平天国政体有个著名的论断,认为洪秀全实行的是“虚君”、是“军师负责制”,并认为这种“虚君”和“军师负责制”是“农民民主传统”的集大成者,而后期洪秀全“破坏军师负责制”则是犯了“封建化错误”。简单地说,就是罗先生认为,洪秀全这个天王本来就该是“虚”的,啥事都不负责是他的本份,后期开始管事、揽权,则是坏了国家规矩的“违章”行为。

照这一逻辑,太平天国癸好三年(1853年,清咸丰三年)太平天国定都天京之初,洪秀全垂拱而治、杨秀清独揽大权是合理合法的,因为前者就应该是“虚君”,而后者这个军师本来就该“负责”,丙辰六年(1856年,清咸丰六年)天京事变爆发的根本原因,则是“负责”的杨秀清不满足于仅仅负责而不是“君”,要连洪秀全的“虚君”名号也一并剥夺。

事实是否真的如此?

记述洪秀全早期事迹的太平天国官书《太平天日》说,天酉年(1837年,清道光十七年丁酉),洪秀全做了著名的“天酉异梦”后,对姐姐洪辛英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朕乃太平天子”。如果说《太平天日》这本官方“政治宣传手册”形同神话故事,有替洪秀全脸上贴金之嫌,那么早在洪秀全传教之初就挂在嘴边的,对“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不夫、妇不妇”的憎恶,和“总要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妇妇”的愿景,虽也来自另一本“政治宣传手册”《王长次兄亲耳亲目共证福音书》,却可从保存下来的洪秀全早期传教文章中找到许多佐证,尽管仅从这两句话中,甚至都嗅不到多少“造反意识”(在当时读书人说这些“纲常”套话司空见惯,又有几个人听到这段并不新鲜的话时,会想到“君君臣臣”的君,有朝一日会是说话者本人?),但洪秀全心目中理想的“君”,显然绝不是什么“虚”的。

等到真的开始“谋国”、“打江山”,洪秀全想做的,也绝非什么只有虚名、没有实权的“虚君”,他极力渲染、并添油加醋的“上天诛妖”事迹中,天父赐给他的两件宝物,是一枚金玺和一柄“云中雪”(战刀),前者表示授予权力,承认他是“天下万郭真命真圣主”,是尘世间至高无上的王,后者表示授予“斩邪留正”、“生杀予夺的大权,也就是说,他这个“太平天王大道君王全”既有权综理国务,又有权决断杀伐,且这两项最“实”不过的君主权力,是“天父上主皇上帝”亲自赋予的。

建国后直至1856年天京事变,大权虽一直掌握在杨秀清(最早期还有萧朝贵)手里,但杨、萧都是文盲、半文盲,虽然前者精明强干,后者狡黠多思,却无力构建一个像样的政府构架,这方面的工作,自然只能任由洪秀全本人,和冯云山、卢贤拔等围绕在洪秀全身边的“笔杆子”来设计,因此早期太平天国的官职体系,若仅从名目上看,反映的其实是洪秀全本人、而非实际掌权的杨秀清意志,而名目上的前期官职体系,如前文所述,恰是一个再传统不过的君主集权体系。

这一时期太平天国自己的口径,也从来不说什么“虚君”。印刷数量巨大的儿童识字课本《幼学诗》写得明明白白:“天朝严肃地,咫尺凛天威;生杀由天子,诸官莫得违”、“一人首出正,万国定咸宁;王独操权柄,谗邪遁九渊”,对洪秀全君权的描述,和明、清帝王并无多大分别。甚至由所谓“军事负责制”的“一把手”——杨秀清授意编写的《天情道理书》,上面也清清楚楚写着“王(天王)独操权柄”——洪秀全说了才算。

问题是,自1851年(甚至更早的金田团营时期)至1856年天京事变,洪秀全这个照纸面规定一点不“虚”的君,实际上却的确给人以“虚君”的感觉。

之所以如此,并非由洪秀全一手设计的太平天国官制,本着什么“农民民主思想传统”,设置了一个“虚君”和一群“负责的军师”,而是杨秀清、萧朝贵这两位既有一定头脑、又有一定实力的上帝会后起之秀,抓住冯云山打官司的良好时机,用假托天父天兄下凡的手段,以“洪秀全亲爸爸、亲哥哥”的名义,理直气壮地先把自己变成军师,再把军师变成“实际负责”,“生杀由天子”、“王独操权柄”不假,但“天子”和“王”总得听天父天兄的吧?“诸官”当然“不得违”,杨秀清、萧朝贵没有“真神附体”时,也的确以臣子、弟弟的面目出现,对洪秀全这位“二兄”、“天子”恭恭敬敬,但一旦他们觉得洪秀全的发号施令让他们觉得不舒服、不满意,便随时可以祭起“传天父天兄真神真圣旨”的绝招,让“天子”的亲爹亲哥哥来教训这位并不“虚”的君。

洪秀全是否对这种大权旁落感到万分不自在?恐怕不见得。

从其前后表现和性格特点看,处理繁琐的政务并非其兴趣和能力所在,他更喜欢以教主和理论家自居,致力于在他看来更重要的“神学”,并借助神的力量驾驭和控制部众,这样更轻松,在某些时候的确也更有效。杨秀清等人的“实权”一半是连骗带抢拿走的,另一半(甚至一多半)则是洪秀全主动让出的,如封授官爵、核准死刑等,洪秀全是有权多过问的,但实际上他却连新上任官员的谢恩本章都懒得多看。后期杨秀清等人或死或走,他的权力再不受任何制约,但他先是把行政权力分配给由外戚、武官组成的“掌率”团队,继而再移交给己未九年(1859年,清咸丰九年)才辗转赶来的新军师、族弟洪仁玕。

杨秀清的“专权”并非“擅权”,而是洪秀全认可的,事实上杨也的确比洪更善于处理军政事务,在杨秀清专权的背景下,原本应该作为中央六部主管对洪秀全负责的六官丞相,原本应该在“殿前”充当各种职责的检点、指挥、侍卫,也就必然“不务正业”,被杨秀清当作“哪里需要哪里搬”的一块砖,而职责相对固定的东殿六部,则反倒承担了诸多实际行政事务。但这并非意味着东殿六部才是中枢行政机构,事实上大多数关键政务,是由杨秀清临时指定地位比东殿六部尚书地位更高的“侯相”来负责,这种临时指定,自然不可能和六官丞相的本来系衔一一对应,如夏官丞相黄玉琨1853-1854年期间曾经负责刑事案件审理,而刑部本应由秋官丞相负责,可这期间的几位秋官正副丞相,朱锡锟参加扫北远征,卢贤拔实际负责的是制礼作乐等本应由春官丞相承担的工作,曾天养西征,钟廷元在扬州镇守,竟没有一个从事“本职工作”的。

说到这里就该明白,所谓“军事负责制”是并不存在的。杨秀清、萧朝贵能发号施令,并非因为他们是军师,而是因为他们能“天父天兄附体”,用洪秀全亲爹、亲哥哥名义说话,而另一些军师,如同时期的冯云山、韦昌辉,后期的洪仁玕、李秀成,因为没有这种特殊“技能”,即便挂上军师头衔,也负不了什么大责。

如前所述,不喜欢实际工作,而更擅长说“天话”的洪秀全,对这样的分工并非不能接受,在天京事变后韦昌辉要大开杀戒,他就表示“尔我非东王不能至此”,主张对杨秀清部署家人宽大处理,这表明他对杨秀清的能力是认可的,杨的专权一方面是自己有意揽权,另一方面,又何尝不是洪秀全因“厌政”而主动交权所致。当然,洪秀全并不认为这是厌政,因为在他看来,自己所负责的“天事”,比凡间军政大事更重要。

问题恰恰在于,随着军事形势的好转,洪、杨两人都渐渐觉得,现有的“革命分工”变得不那么牢靠,或不那么合理了。

认为不那么牢靠的是洪秀全,他渐渐认为,杨秀清要攘夺的不仅仅是君主职权,还有君主地位本身,而这一点在杨拥有“天父下凡”这一“超能力”的背景下,的确是有可能做到的——更何况,这位“传天父上帝真神真圣旨”的通天人物,只要自己高兴,就随时可以从“人臣”变“天爹”,这是最看重“神权”的他,所不能堪的。

早在癸好三年(1853年,清咸丰三年)太平军进入天京城之初,杨秀清就因不满洪秀全否定中国历史人物、禁焚古书的政策,托天父下凡,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及事父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尚非妖言,未便一概全废”,逼迫洪秀全改“烧书”为“删书”,设立删书衙,宣称四书五经等经过删改就可以“旨准颁行”;当年天历十一月廿日,杨秀清为了惩罚洪秀全苛待女官,并想借机夺取天王府内著名美女朱九妹姊妹俩,在和韦昌辉、秦日纲(顶天侯,仅次于诸王的太平天国大员)等议事时突然“天父下凡”,连夜闯入天王府,以“迎接迟缓”为由,要杖责洪秀全四十,闻讯赶来的韦昌辉、秦日纲哭求代君受过,方才免杖;甲寅四年(1854年)六月初一日,他再托天父下凡,称“旧遗新遗诏书(即旧约和新约)多有记讹”、“不用出先”,停止了洪秀全最为重视的《圣经》出版;乙荣五年(1855年)八月廿六日,“天父下凡”至金龙殿,借批评洪秀全不让妻子长时间问候母亲,要求洪“凡事若想不到,宜与尔清弟商酌为可”……这些仅是在《天父下凡诏书》和《天父圣旨》中记载的,实际上的“天父下凡”自然更多。

且不说原本要作为臣子“立在陛下”的杨秀清,一旦“天父附体”就登时乾坤倒转,可以逼洪秀全下跪、打洪秀全屁股,是件多么让人难堪的事,“天父”的许多“圣旨”,实际上已侵犯到洪秀全认为神圣不可侵犯的领域,如果说,让“立在陛下”的臣子杨秀清独揽大权,把自己架空,是洪秀全能忍、甚至乐为的,那么和“高高在上”的“天父”共享“神权”,甚至屈居其下,则是洪秀全所不能接受的。

即便如此,倘杨秀清能把握“神”和“人”的分寸,在“下凡”方面适当把握分寸,对洪秀全的君权表现出足够尊重,这种难堪的关系,仍然可以维持较长时间。毕竟,洪秀全之所以能顺利当上天王,杨秀清“代天父传言”证明他这个“上帝次子、耶稣胞弟”和“太平天王大道君王全”货真价实,是极其关键、甚至可说必不可少的一环。正因如此,天京事变杀死杨秀清后两年,洪秀全不得不捏着鼻子给杨秀清“彻底平反”,因为倘说“天父下凡”有问题,不啻说,他这个“天父次子”和“天父”亲封的“天王”,也是彻头彻尾的赝品。

应该说,最初杨秀清是很注意这个“度”的:打洪秀全屁股后两天,他就以杨秀清“臣”的身份登朝谢罪,大谈了一番“君君臣臣”之道,缓和了与洪秀全的关系;该请“旨准”的事,他也礼数周全,不厌其烦地走这个繁文缛节的过场。但随着军事形势越来越好,自己权势越来越大,他对这个“度”,开始有意无意地忽视甚至藐视,这不免让本已对平空多出个“天爹”郁闷不已的洪秀全,开始担心自己若不先下手为强,恐怕连“虚君”也快做不成了。洪秀全熟读的《周礼》中说,天子的八项最重要权柄,是爵、禄、废、置、生、杀、予、夺,按照今天的话说,就是用人权、提拔权、赏赐权、赦免权,以及与之对应的废黜权、降职权、没收权、处死权,别的权都可以放,这八样是必须由决策者牢牢掌握、断然下放不得的大权,而如今,这八项大权,几乎都旁落东殿,洪秀全自然不会不感到芒刺在背。

太平天国毕竟不是只有洪、杨两个人,身为副军师、主将的韦昌辉、石达开,以及地位仅次于他们的几位——顶天燕(前燕王)秦日纲、护天豫(前豫王)胡以晄、佐天侯(前兴国侯)陈承镕等,也在权力格局中举足轻重,他们中任一人都不可能和洪、杨分庭抗礼,但他们的向背,却足以影响洪、杨博弈的结果。

韦昌辉地位仅次于杨,在朝中、军中势力深厚,且城府很深,凡事不动声色。杨秀清曾因为各种缘故责骂甚至杖责韦昌辉,如果说,甲寅四年二月,韦昌辉部下张子朋激变水营,险些闯下大祸,杨秀清处罚负有连带责任的韦昌辉尚属公道,那么丙辰六年三月初五日(1856年4月11日,清咸丰六年三月初七日),“天父”因为韦昌辉迎接“下凡”不敲锣,打了四十大板,就显得蛮不讲理——让韦昌辉“恩免鸣锣”的,正是“天父”本人。虽然老辣的韦昌辉表面上满不在乎,甚至对杨秀清“益恭”,心里却只能是既恐且恨。

相对而言,石达开和杨秀清的关系,似乎要好得多。《贼情汇纂》里说,杨秀清“喜其诚悫”,经常委以重任,相对于地位更高的韦昌辉,石达开手握重兵、独当一面的机会更多,时间也更长,安徽、湖北、江西的军政大权,都曾交到他一人之手。但本身“不甚附会邪教俚说”的石达开,对喜怒无常、动辄下凡的“天父”,自然巴不得敬而远之。时人记载,他每逢听说“天父下凡”,就吓得浑身冷汗。

至于秦日纲、陈承镕,两人都曾在“同庚叔事件”(秦日纲府中牧马人见到杨秀清同庚叔父未起立致敬,被同庚叔抽了200鞭后送负责刑审的石达开岳父、卫国侯黄玉琨处惩办,黄认为抽200鞭本就过当,不肯追加处罚,同庚叔大闹公堂后向杨秀清告状,杨秀清袒护亲戚,勒令石达开严惩黄玉琨,黄玉琨和为之打抱不平的秦日纲、陈承镕都辞职抗议,杨秀清大怒,重责秦日纲一百、陈承镕二百,黄玉琨投水自尽后被一度革职)中蒙冤受屈,后者作为朝官领袖屡受屈辱,前者更一度“革职为奴”,两人对杨秀清同样既有怨恨,也有恐惧。

以上三人是朝中地位仅次于杨的最高级别官员(胡以晄天京事变前病逝于江西临江),尚且如此畏惧,比他们地位更低的,则对杨秀清和“天父”的喜怒无常、刑赏莫测战战兢兢,惟恐一不小心触上眉头。

他们之所以如此恐惧,是因为“天父”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洞人隐私,无所不中”,这当然不是真的靠“神力”,而更多仰赖其发达的耳目。正因为这些耳目无孔不入,各级官员才对这位东王畏若神明,但也正因为此,他们很难对这位半人半神的“天父”,发自肺腑地亲近。

同病相怜加上君臣名分,这些人很容易在洪杨之争中倒向洪秀全,而这就注定了天京事变的结局。

那么,天京-镇江战役后,天京城里究竟发生了什么?

对于此,各方记载出入很大。

张汝南《金陵省难纪略》、涤浮道人《金陵续记》等都说杨秀清飞扬跋扈,使得忍无可忍的洪秀全密令韦昌辉、石达开、秦日纲等人设法除掉杨秀清,这些记载和李秀成的供词都认为,杨秀清逼洪秀全封自己“万岁”,惹来杀身之祸,但和其他几位不同,当时在句容、金坛前线的李秀成坚持认为,洪秀全本人没参与密谋,是石达开、韦昌辉、秦日纲三人“大齐一心”合计的结果;被一些人认为参与了杀杨密议,但事发时远在湖北的石达开则称,杨秀清性情高傲,洪秀全为激怒韦昌辉等人动手,故意加封杨秀清万岁,结果韦昌辉等人果然发作,把杨秀清杀了。

各家记载都说有“封万岁”的事,只是有杨秀清逼封、洪秀全故意加封两个版本;密议杀杨的版本则更多,有认为系洪秀全主使,韦昌辉、石达开、秦日纲参与的,也有认为洪秀全或石达开未直接参与的,记载者既有当时人(如涤浮道人)也有被认为相当严谨的后来人(如李滨),既有太平军方面的人,也有根据目击者口述写作的外国人(如根据爱尔兰雇佣兵肯能口述而写成并流传至今的3篇报道),但事实真相究竟如何?

杨秀清“性情高傲”显然是毫无疑问的,他有强烈的权力欲,对洪秀全百般压制,也是无争议的事实,但他是否逼封过“万岁”,目前的说法,其实都来自一个信息源——洪秀全。

唯一记载“逼封”日期的是李滨《中兴别记》,称丙辰六年七月十六日(1856年8月22日,清咸丰六年七月廿二日)逼封,丙辰六年八月十七日杨秀清生日当天正式加封,但李滨自己的记载称,他在同治六年(1867年)才十三岁(其实应该是实岁12),《中兴别记》出版于清朝灭亡前一年的宣统二年(1910年),天京事变发生时,这个土生土长的南京人只有两岁或三岁,很显然,他的记载不能作为一手资料。而其它记载者都直接或间接来自杨秀清死后、洪秀全方面的说辞,只能说,杨秀清是否封万岁,是主动逼封还是洪秀全故意加封,仍然是个未解的谜团。

是否有密议,洪秀全是否参与密议,有不同意见的是李秀成和石达开,但从韦昌辉、秦日纲几乎同时秘密回京,朝臣领袖陈承镕亲自接应,以及“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杨秀清竟然毫无防备等事实可以断定,洪秀全正是杀死杨秀清的主谋,没有他的调度,这些人就算有杀杨的胆子,也不敢互相串联,同时动作,更不可能如此成功地瞒天过海,在杨秀清眼皮底下磨好屠刀。

李秀成并没随秦日纲回天京,事发整个过程都不在场,他的说法显然是洪秀全的官方版本,没有洪秀全这个主谋毫不足奇;石达开否认存在密议,则有两个可能,要么他事先被排除在密议之外,要么他为了撇清自己,索性连密议也矢口否认了。顺便提一句,《天父圣旨》这部“杨秀清语录”最后一条,纪录于丙辰六年七月初九日(1856年8月15日,清咸丰六年七月十五日),即杨秀清被杀前18天,说“秦日纲帮妖,陈承镕帮妖,放煷(火)烧朕城了矣,未有救矣”,被发现后曾为许多人认真解读,或以为可以借此判断事件责任人,或认为是杨秀清打击、迫害秦、陈的证据,但必须看到,这部“语录”是事变发生多年后,已为杨秀清平反、急欲掩盖此事的洪秀全亲自主持出版,这句“天话”与其说是杨秀清说的,毋宁说是“洪秀全希望杨秀清说的”,意在撇清天王自己而已。

如此一梳理,天京事变的脉络就很清楚了:被攘夺了权力的洪秀全对动辄借“天父下凡”威胁自己地位的杨秀清忍无可忍,表面继续推崇,暗中却与韦昌辉、秦日纲、陈承镕(可能还有石达开)等朝中大员密议,趁太平天国刚获得空前大捷、杨秀清志得意满放松警惕之际,利用陈承镕掌握城门钥匙的便利,悄悄将韦昌辉、秦日纲等人及其心腹亲兵召回天京,用突袭的手段杀死杨秀清全家和许多亲信。

《金陵续记》称,是韦昌辉亲自指挥了突袭东王府的行动,当场被杀者包括东王父子、家丁二十七口、“伪王娘五十四口”以及“掳禁服侍被奸有孕”的其他侍女,随后的记载虽然众说纷纭,一些绘声绘色的描写,如“苦肉计”、“鸿门宴”和东殿-北殿内战等,都未必属实,但太平天国骨干、重臣成批死于此役是确信无疑的,可以确认在事件中被杀的,包括补天侯李俊良、助天侯刘绍廷、翊天侯吉成子、扶天侯傅学贤、东殿吏部二尚书侯谦芳,可能死于此役的,还有前镇国侯卢贤拔等多人,《金陵省难纪略》称整个天京事变为韦昌辉等杀死的太平天国骨干超过两万,可能夸大,比如当时因杨秀清过于托大,派到各地带兵的杨姓国宗,有记载被杀的,仅有安庆的一例(主使者是洪秀全的近亲张潮爵),而《金陵续记》称,有大批东殿出征将官被调回处死,但从史料中可知,不但东殿承宣黄文金、胡鼎文等关系较疏远的东殿部属安然无恙,和杨秀清关系密切的李寿晖、李寿春兄弟,甚至“民愤很大”的林锡保,都同样幸免于难,然而在京的大批东殿属官、朝臣及其家属遇害,刚到达个人成功巅峰的杨秀清,也就这样稀里糊涂的死于非命。

许多记载都表明,直接指挥围攻东王府的是秦日纲,打头阵的,则是已革冬官副丞相、时任北殿右廿承宣的许宗扬(有传闻称是他突入东殿并杀死杨秀清本人)。许在太平天国甲寅四年(1854年,清咸丰四年)曾受命和夏官又正丞相曾立昌、夏官副丞相陈仕保北援“扫北”的林凤祥、李开芳部,援军在山东临清州溃败后曾、陈先后战死,只有许率众逃回,被杨秀清革职关入东牢,后释放、降职,他在天京事变中如此积极的表现,恐带有公报私仇的因素。

一些清方事后记载写到这里,往往会记录一条据说唱传自天京城内的民谣“天父杀天兄,江山打不通,长毛非正主,依旧让咸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部分史学家考证这条民谣后宣称,真正的版本中,后两句应该是“收拾包袱回家转,还是做长工”。这两个版本的民谣究竟哪一个是真的?

也许都是,也许都不是,不过这都不重要了——接踵而至的历史事件即将表明,杨秀清被杀的刹那间,不仅是1856年最重要的一刻,也是整个19世纪后半叶中国历史最重要转折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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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短房

陶短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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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名陶勇,旅居加拿大的中国专栏作家。曾长期在非洲定居,对非洲政治、经济、文化情况比较关注。涉猎范围广泛,小说、散文、文化评论等都常常见诸出版物,业余时间还以研究太平天国史闻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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