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忆的童子兵

本文系澎湃约稿：http://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310634

3月10日，BBC播出一条新闻 ，称约80名从西非原教旨恐怖组织“博科圣地”（Boko Haram）手中解救的、年龄介乎5-18岁的未成年人“居然记不清自己的名字和家乡”。

BBC援引美国国家民主研究所（NDI）研究员佛蒙约赫（Christopher Fomunyoh）的证词，称这些被解救的未成年人是在“博科圣地”设于喀麦隆境内的秘密训练营中发现的，训练的目的，是让他们最终走上战场，成为“童子兵”。这位研究员和BBC驻喀麦隆记者萨阿赫（Randy Joe Sa'ah）均对这些孩子的状况既吃惊又担忧，按照他们的说法，这些孩子已被洗脑，忘记自己姓什么叫什么，和父母、家乡失去联系，一直在训练营和讲经学校接受“圣战”教育，且“既不会说英语、法语（喀麦隆的两种官方语言），也不会说当地语言”。

BBC也承认，这条新闻并不“新”，起源于尼日利亚北部的“博科圣地”利用乍得湖流域尼日利亚、喀麦隆、乍得、尼日尔“四不管”的条件躲避围剿，并将训练营秘密设在四国中武备最松弛的喀麦隆境内已有一些年头，去年底在国际社会支持下，喀麦隆政府军对本国境内恐怖训练营发起围剿，并在围剿中解救了为数不少的“童子兵”，这批孩子的被解救，已是去年11月的事了。

事实上，非洲的童子兵问题由来已久，成为国际话题也有至少几十年历史，时至今日才大惊小怪，“失忆”的恐怕不仅是童子兵们，而同样包括国际社会自身。

童子兵遍非洲

童子兵在非洲有悠久历史，从史前时代到近代，从伊斯兰典籍中记载的马里、桑海近卫军，到欧洲史料中纪录的加纳、刚果和祖鲁王国战士，普遍年龄都不大。1896年、1936年阿比西尼亚（埃塞俄比亚）军队两次抗击意大利侵略军，得到国际传媒广泛关注，人们发现，许多阿比西尼亚政府军部队，官兵平均年龄还不到16岁。

二战结束后，非洲掀起了独立运动的狂潮，在一些国家独立运动以战争形式完成，独立战士中普遍存在童子兵，如肯尼亚的“茅茅”（Mau Mau）和几内亚-佛得角独立战士中，都有许多12-16岁的童子兵，而另一些以和平方式独立的国家，也因循传统保留了童子兵的架构，如中非帝国的皇帝博卡萨一世（Jean-Bédel Bokassa）就是典型的范例。

独立后的非洲各国并没有从此天下太平，内战、部落冲突、军阀割据和恐怖袭击层出不穷，而童子兵的身影几乎出没在上世纪60年代至本世纪初的所有非洲武装集团里——不管这个武装集团姓官、姓匪，或声称信仰哪一种宗教或思想。

如在乌干达，自称信仰基督教（实则是掺杂了巫术的邪教）的“圣灵抵抗军”（LRA），自1987年起先后役使上万儿童走上战场，这支声势浩大、臭名昭著的反政府邪教武装活跃于乌干达、南苏丹和刚果（金）一带，最猖獗时除了少数头目，几乎全由童子兵组成。

在塞拉利昂和利比里亚，“桑科革命联合阵线”（RUF）和军阀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发动所谓“血钻战争”，仅在塞拉利昂就导致至少20万人死亡，他们的武装力量中，童子兵数量不少，目击者曾称泰勒的卫兵“有的还没有枪高”。

在刚果（金），先是“政府军”、后成为反政府游击队，打了几十年游击又戏剧性成为总统的老卡比拉（Laurent-Désiré Kabila）长期拥有一支最多时达千人以上的“童子军”，这支被当地人戏称为“卡多戈”（Kadogos，斯瓦西里语“娃娃打手”）的军队不仅是战斗精锐，而且充当了总统府卫队，最小的只有7岁。卡比拉本人就死于童子军哗变，被未成年士兵拉什迪.米兹莱（Rashidi Mizele）枪杀，事后因“涉嫌谋杀总统”被逮捕、判刑或处决的100多被告中，就有4名16岁以下儿童。

在索马里，伊斯兰极端组织“伊斯兰法庭联盟”（FIJ）、“伊斯兰党”（Hizbul Islam）和“伊斯兰青年党”（Harakat al-Shabaab Mujahideen）都大量使用童子兵。

非洲到底有多少童子兵？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今年2月12日发布的资料称，自2002-2014年，仅刚果（金）境内有据可查的童子兵数量就达近4500人，这个数目显然太过保守：联合国刚果（金）稳定特派团（MONUSCO）仅在2012年1月至2013年8月就统计到至少1000名新童子兵，而在刚果各派割据武装中，童子兵总数可能超过3万，其中迪伊洛（Thomas Lubanga Dyilo）领导的“刚果人爱国者联盟”（UPC）总兵力最多时只有一万，15岁以下的童子兵就超过3000，该国加丹加省分离组织“玛伊玛伊”（Mai Mai Kata Katanga）更是近乎用童子兵包打天下。2013年“联合国刚稳团”称，仅刚果（金）境内3大反政府武装（玛伊玛伊、M23和“为解放卢旺达民主力量”FDLR）合计，童子军人数就逾1.7万，卷入刚果和大湖区内战的各派武装力量中，童子兵比例超过40%。

至于整个非洲，UNICEF2007年报告称童子兵总人数估计达12万以上，占全球童子兵总数的40%。

失忆的童子兵

为何要使用童子兵？

首先，非洲因自然条件和卫生条件恶劣，普遍存在早熟、早衰、早死的现象，因此历史上即便政府军也往往年龄偏小，使用童子兵较多的地区，往往出生率和儿童死亡率高，平均寿命短。

其次，童子兵思想单纯，容易洗脑和易受控制，可以实施残酷行为而不觉得是残酷，一些目睹过童子兵杀人者表示“童子兵比成年暴徒更可怕”、“成年匪徒会为抢劫或报复杀人，而童子兵可能仅为杀人而杀人”。被“洗脑”后的童子兵往往会不假思索、一板一眼地执行操纵者的命令，因此博卡萨曾利用童子兵当宪兵，索马里的原教旨组织则让童子兵充当“宗教警察”，他们控制索马里期间禁止市民收看世界杯足球赛转播，许多市民因冒险收看惨遭杀害，他们中就有被童子兵查出而无辜丧命的。

许多童子兵问题研究者指出，军事科技的发展让童子兵变得更加流行：在冷兵器和早期火枪时代，童子兵气力不济，无法操纵笨重的武器，在战场上作用不大；如今自动武器即便掌握在孩子手中也同样可以杀人。

要让天真烂漫的儿童成为杀人不眨眼的魔头，就必须给他们洗脑，让他们失忆——失去对正常人类社会生活、对家庭和亲人的记忆。

洗脑和“使失忆”的办法大同小异，以“圣灵抵抗军”为例，这个组织童子军的倡导者“堂弟科尼”（Joseph Kony）采用的手段，包括杀死儿童的父母、族人，使之成为“脱离社会的孤儿”，不得不“把圣灵抵抗军当做大家庭”；当着儿童的面杀死老师、村长或长老等权威，以树立新的权威；逼迫新加入的儿童亲手杀人，甚至亲手杀死自己的亲人，使之破罐子破摔无法回头；不断重复简单机械的宗教信条、咒语，让儿童觉得这一切是理所当然的、甚至神圣的；建立和童子兵的“特殊关系”使之从情感上对操纵者和组织产生依赖性，等等。

毒品和麻醉剂也是控制童子兵的常用手段。曾当过童子兵、后来被解救的布基纳法索籍童子兵“H”（化名）被裹挟时13岁，他后来回忆称，头目曾诱使整队同伴染上毒瘾以便控制；一名曾在利比里亚当过童子兵的年轻人曾亲口告诉笔者，他当年只有12岁，上阵前会集体喝下一种奇怪的药水，喝完后“胆子特别大，受伤也不疼”。

许多反政府组织、邪教组织和军阀还役使女童，除用作士兵和监督者外，还作为性奴役的工具，甚至“生育新一代战士的母体”，仍以“圣灵抵抗军”为例，他们会有组织强奸整个村镇的女童，然后公开施加“咒术”，迫使其不得不破罐子破摔。

除了诱拐、掳掠，一些武装团伙还成规模强征童子兵，如前面提到的UPC，在占领区就实行“征兵法”，每户都必须提供一名男童“入伍”，如果不提供，就必须缴纳一头牛（或相当于一头牛价值钱物）的“代役税”。

对童子兵问题的失忆

认真地说，国际社会并未真的对童子兵问题失忆，而是早已着手整治，但“健忘”不时发生，整治的效果也未尽如人意。

1989年，《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 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the Child ）通过，该公约第38章规定“缔约国应采取一切可行措施，确保未满15岁者不直接参与敌对行动”；2002年，《武装冲突中儿童参与责任议定书》（optional protocol on the involvement of children in armed conflict）生效，规定任何缔约国不得将18岁以下未成年人强制性招募入伍，更不得让他们从事直接敌对行动。

由于大多数非洲独立国家都签署了上述公约、议定书（或其中一项），自2002年以后，非洲各国政府军招募童子兵的现象有了很大收敛。然而这项措施对叛军、邪教、恐怖组织毫无约束力，相反，依靠肆无忌惮地单方面裹挟童子兵，非洲各路反政府武装往往可以在短时间内兵力膨胀，并压倒“变规矩”的政府军。如在乌干达，历史上曾大量使用童子军的现总统穆塞维尼（Yoweri Kaguta Museveni）及其政党乌干达爱国运动（UPM），就曾一度被继续大肆裹挟、驱使童子兵的“圣灵抵抗军”弄得手忙脚乱。

每年2月12日是“反使用童子兵国际日”，但非洲以外又有多少人记得这个纪念日？2006年3月19日才有第一名“倒霉蛋”、刚果（金）的让-皮埃尔.比约约(Jean-Pierre Biyoyo)因“役使童子兵罪”被判刑5年，而迄今最著名被以此罪追究刑责的是UPC首领迪伊洛，他如今被关在海牙，2012年7月10日因多项罪名被判刑14年。然而对这些判决至今存在争议——不是说这些人不罪有应得，而是只有内战的失败者，或“国际社会的弃儿”被追责，那些犯有同样罪名的现统治者、或国际社会的“合作者”，则只能收到轻描淡写的“呼吁”——不久前安理会有关儿童与武装问题工作组主席卢卡斯.西尔维（Lucas Sylvie）就在童子兵问题最严重的刚果（金）基伍省重申了这一“呼吁”，但正如当地电台“奥卡比”所言，这种“呼吁”是苍白无力的。

人们往往是健忘的：洲外如今因“博科圣地”训练、役使童子兵的各种手段而发出惊呼，但实际上翻阅一下自己的旧刊就会发现，所有如今被他们惊呼的、有关童子兵的暴行，都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不论是让童子兵当刽子手、当宪兵纠察，还是麻醉、强迫吸毒、营地集训、巫术操纵、迫使犯罪缴纳“投名状”，还是使用杀掠和性侵进行“精神征服”，都早已有之，甚至每隔几年就被“惊呼一次”。

文章开头提到的“失忆”当然也毫不新鲜——让这些孩子彻底和社会绝缘，本就是操纵童子兵的不二法门，从撒哈拉沙漠到南非，从索马里到尼日利亚丛林，各路役使童子兵的“江湖好汉”，都无师自通地精通这一招，稍有不慎就会养蛊反噬如老卡比拉。

要彻底消除童子兵现象，除了动员国际间合作，严厉打击童子兵的役使和操纵者，将他们绳之以法外，更重要的是通过培训、教育，让被解救的童子兵重返社会。但这又谈何容易？让这些“失群孤雁”重返社会，需要大量资金、师资，还需要让他们掌握自食其力的劳动技能和谋生手段，而这些都恰是非洲所奇缺的。

不仅如此，童年“洗脑”和参与犯罪所造成的心理问题是严重且顽固的，2006年曾有非政府组织采访当年安哥拉内战中幸存的童子兵，尽管这些童子兵已重返社会20-30年，但仍不同程度存在“童子兵后遗症”，和社会正常生活始终存在疏离感，前面提到的“H”被解救6年，并幸运地受到良好照顾和教育，但他至今仍坦承“没有勇气直面昔日的自己”。

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对非洲的童子兵后遗症我们恐怕不得不多抱持一点点耐心——但无论如何不能再“失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