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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丰银行在上海

 

几年前曾有一位作者写了本很火的穿越体小说,穿越的时代是清咸丰三年(1853年),地点则是上海,其中浓墨重彩描写了大名鼎鼎的汇丰银行如何向主角提供贷款的细节,有编辑把这本书稿传给我看,我看到这便摇头苦笑道“错太大了”——因为汇丰银行是清同治四年(1865年)才成立的,当然不可能“倒穿”12年回去给主角放贷了。

 

上海滩昔日威风

 

许多人都知道汇丰银行的全称是“香港上海汇丰银行”,英文则是The Hongkong and Shanghai Banking Corporation,不论中文、英文,都带有“上海”字样,可这家银行的总行明明在香港,且是一间众所周知的英资银行,何以名称里会包含“上海”二字?

原来这间银行最初是由苏格兰人修打兰Thomas Sutherland发起,宝顺洋行(Messrs Dent & Co.,委员会主席)、琼记洋行(Messrs Aug Heard & Co)、沙逊洋行(Messrs Sassoon Sons & Co)、大英轮船(The Peninsular & Oriental Steam)、禅臣(Messrs Siemssen & Co)、太平洋行(Gilman & Co)、 顺章洋行(Messr P Cama Co)等10家洋行和一些小股东联合入股,创建的一间商业银行,初衷是为各国在华投资、经营活动提供融资方便,而在当时,上海作为东方金融中心和“冒险家乐园”已异军突起,经济地位、商业活跃度和重要性已超过了开埠更早的澳门和香港,尽管出于方便,银行的注册地是香港,但从筹划伊始股东们就已将关注重心投注在上海身上。汇丰的创建日是1865年3月3日,而它的上海分行仅比总行晚诞生了整整一个月而已。

最初的汇丰如前所述,并非单纯的英资银行,参股大小股东来自英、法、美、德、中五国,但这种“万国造”的股权结构很快就因股东间利益的南辕北辙而难以为继,最终由英资收买其它股东股本而告终,从此汇丰也就成了一家“纯英资”的金融机构。

直到1949年,汇丰的“海味”都比“港味”更浓,因为上海分行有权调度汇丰在中国的全部分行(广州、汉口、汕头、福州、宁波、厦门、烟台、九江、北海、澳门、天津、北京、牛庄即营口、镇江、青岛、哈尔滨、沈阳、大连、重庆,连上海共20家)业务和资金,权限和业务量甚至超过香港本部。

不过成立之初汇丰并非上海滩最有势力的金融机构——成立于1842年、1847年在上海外滩开设分行的丽如银行(The Oriental Bank Corporation)挟其和东印度公司间的特殊关系,在上海滩金融界呼风唤雨,包括汇丰在内的任何一家中外银行都难以望其项背。然而汇丰很快就复制了丽如在印度的成功模式,和当时在华拥有特殊地位的英国官方势力紧密结合起来,毕竟近水楼台先得月,“就近办公”的汇丰很快取代丽如,成为“大中华”地区金融资本之霸。

中国的第一条铁路——淞沪铁路,融资机构是汇丰;第一次运用近代化后勤体制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左宗棠远征新疆,其“大总管”胡雪岩虽出身中国旧银号,但筹措资金的最大头却来自汇丰;“同治中兴”、筹办洋务、建设北洋舰队、筹措甲午战争军费,同样少不了汇丰的影子;辛丑条约清廷向八国赔款四亿五千万两白银,托收银行的第一家就是汇丰;辛丑后清廷力图重振,向英、德、法、俄四国大举借债,承办行是汇丰;清朝覆灭,民国“善后大借款”,承办行同样是汇丰。

由于自咸丰三年至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中国总税务司一直由英国人把持,汇丰成了总税务司的“御用银行”,并借此自民国五年(1916年)起获得首存保管全部中国内债的权利,仅此一项就足以笑傲同侪,旱涝保收了。

当然,在商言商,汇丰说到底还是要跟商人打交道的,在这方面它更是威风八面,当时上海大型企业中最有效益的是英资企业,其中三大洋行(怡和、太古、沙逊)和四大托拉斯(颐中、亚细亚、卜内门、中国肥皂)都是汇丰的“老关系户”,彼此互相依存,共同支撑在中国的市场垄断地位。

由于地位特殊,财源滚滚,汇丰的地下金库里存满了黄金、白银,每天早上9点半汇丰挂出的外汇牌价,是全中国各种金融、投机和大宗商品市场的基准价格。民国二十一年是中国所谓“黄金十年”的顶点,这一年汇丰在华存款余额高达9.3亿港元,占全中国当时所有商业银行存款余额总数的近50%,可谓威风十足。

抗战爆发、尤其日本对美宣战后汇丰银行被日军强占,关税收存权转至上海横滨正金银行,汇丰银行在上海的业务几乎陷入停顿,二战后虽有恢复却不复当年之勇。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汇丰在华各分行至1955年相继被关闭,仅有上海分行硕果仅存,尽管如此,汇丰银行仍然在上海存在本身就足证其独特的地位——在文革期间仅有4家境外银行获准在大陆继续经营,即代表外资的渣打、代表“有中国元素外资”的汇丰、代表港资的东亚和代表侨资的华侨银行,但业务范围仅限于对公外汇业务,如出口信用证结汇等。

改革开放后汇丰在华业务逐步恢复,上世纪80年代开始逐步在上海以外恢复分行1991年汇丰上海分行首批获准经营全面外汇业务,1996年又成为首批获准经营人民币业务的外资银行。

 

名称和地址的变迁

 

最初汇丰银行的名称是“香港上海汇理银行”(Hongkong and Shanghai Banking Company Limited),1866年英文名称改为现今写法,1881年才有了“汇丰”的中文名称(由此可见开篇提到那篇小说错得有多离谱),据说是听从了精通风水学的华人买办古应春建议。

有趣的是,“汇理”这个中文名称并未“浪费”,而是被前面提到的最早在华开业外资银行——丽如银行“拿走”,起了中文名“东藩汇理银行”,不知是否真的“风水不好”,丽如冠名汇理后业务一落千丈,最终在1892年破产,其上海分行也就此倒闭。

然而“汇理”一词并未就此在外滩消失——1875年成立、主营印度支那(中南半岛一带法国殖民地)业务的法国Banque de l'Indochine在19世纪90年代定中文名为“东方汇理银行”,该行1888年在上海开设分行,1955年停业,1982年重返大陆在深圳开业,1991年重返上海。

汇丰最初的上海分行行址在南京东路外滩路口,即今天汇中饭店的旧址,1874年在福州路外滩口建造了属于自己的分行大楼,但很快又“不合身份”。1921年,汇丰委托公和洋行动工在外滩修建一座新古典主义风格的巨型分行大楼,这座建筑成本高达1000万银元、建筑面积23415平方米的建筑,是世界上面积第二大的银行大楼,仅次于伦敦苏格兰银行大楼。1923年落成时号称“从苏伊士运河至白令海峡间最考究的建筑”。

1955年后,汇丰虽然成为四家在华“幸存”的外资银行之一,但业务缩水,显然不适宜继续呆在这座巨型建筑中,该建筑被上海市人民政府征用为市府大楼,汇丰则搬至苏州河以北的圆明园路兰心大楼,虽说叫“大楼”,实际上促迫狭窄,且须和其它单位“拼住”,笔者上世纪90年代因业务关系常去那里,感到既拥挤又凌乱,“老汇丰”们对此也颇感沮丧。

有趣的是,硕果仅存的四家外资银行是“成双成对”的:汇丰和同为英资的渣打都挤在兰心大楼里,而华侨、东亚两间海外华人背景的银行则都挤在四川中路汉口路中央商场旧址边,两家只隔一条窄巷。

同为“幸存”,四家外资银行待遇是不一样的:汇丰、渣打是“外国人开的”,改革开放前完全不许经营人民币或现金业务;而东亚和华侨分行内其实是有储蓄所的,可以承接普通的人民币储蓄业务,但人民币业务却挂着“中国人民银行储蓄所”的牌子。

笔者1992年时曾听“老汇丰”兴奋地说,他们“打算搬回去”,原来自1990年起他们就和上海市政府接洽,打算回购汇丰上海分行大楼,市府当时也有意出售,但价钱始终谈不拢,最终另一家银行——浦东发展银行在1996年成了这座漂亮楼房的新主人,而汇丰则只好“过江”,现址在浦东大道1号1楼。

 

钞票、壁画和狮子

 

汇丰是在香港诞生的,从呱呱坠地到改名无不包含了香港人热衷的风水命理,据说上海行址地基都埋了用于讨吉利的金银财宝,房梁、屋角等处据说也藏有特制的钱币。

“汇丰”的名字如前所述,是为“讨采头”专门更换的,当时还特意请了被认为最合适的“大富大贵之人”——曾国藩长子(实际是次子、长子两岁夭折)、著名外交家曾纪泽题写,这两个汉字至今可在汇丰发行的港币钞票上看到。不过曾纪泽英年早逝,去世时仅51岁,这在当时也被认为是古应春的失算。

汇丰银行主楼穹顶呈八角形,建造时穹顶四周有八幅精美的马赛克壁画,分别以汇丰当时最重要八间分行(上海、香港、东京、伦敦、诺月、曼谷、巴黎、加尔各答)为主题,穹顶正上方则有太阳神、月亮神、丰收女神图案,围以黄道十二宫。1955年大楼被上海市政府征用,翌年接待苏联太平洋舰队来访后突然消失,当时盛传壁画因“太资产阶级”被毁,许多人扼腕叹息。1997年11月,因大楼再次易主装修,装修工人在清理穹顶时意外发现壁画完整保存,仅被涂料掩盖,喉咙才得知当时的确有人想毁掉壁画,但上海民用建筑设计院院长陈植不忍艺术品被毁,就提议用涂料掩盖,结果这些壁画竟因祸得福,在文革“破四旧”时毫发未损。如今壁画业已修复,但新主人浦发银行将原壁画中的汇丰旧徽标,改为了浦发自己的徽标。

另一项“讨采头”的设计,是从英国订购的两尊青铜狮子。这两尊狮子分别叫A. G. Stephen和G. H. Stitt,他们分别是时任汇丰香港和上海分行总经理。它们分踞大门外左右两侧,作为“镇行之宝”。

只可惜狮子并没有如许法力,非但挡不住日寇占据分行大楼,甚至差点自身难保——1943年两尊狮子被日军锯割,打算弄去炼铜造炮弹,但不知为啥最终没有运走。1966年文革爆发,上海市文管会担心狮子再遭不测,就把它们运往上海滑稽剧团仓库藏了起来,文革后狮子被上海市博物馆收藏,浦发银行入住汇丰旧楼后,复制了两具铜狮子放在原处,出于对历史的尊重,复制品一并还原了日军留下的锯痕。

在如今香港汇丰大楼门前也有两具一模一样的铜狮子,它们是“弟弟”——1935年按上海铜狮子原模仿制的。它们的命运更多舛,不但被日寇觊觎,而且直接被运往日本横滨,所幸尚未变成废铜烂铁日本就战败,两尊铜狮子得以完璧归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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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短房

陶短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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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名陶勇,旅居加拿大的中国专栏作家。曾长期在非洲定居,对非洲政治、经济、文化情况比较关注。涉猎范围广泛,小说、散文、文化评论等都常常见诸出版物,业余时间还以研究太平天国史闻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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