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慕阳：离“回家”还有多远

4月22日，国际刑警组织中国国家中心局宣布日前已集中公布了针对100名相关中国籍涉案外逃人员的红色通缉令，几天后，加拿大港资中文传媒和中文网络开始曝光来自香港的华裔投资移民、温哥华房地产开发商迈克尔.幕阳.程（Michael Mo Yeung Ching）即前中共河北省委书记程维高之子，也即被中国政府以贪污罪名指控并列入前述百人红色通缉令名单者之一。北美当地时间5月2日，加拿大官方传媒——加拿大广播公司（CBC）首次援引加拿大温尼伯地方法院证词确认了外界的猜测，同日程慕阳代理律师大卫.伦尼发表律师声明，间接承认“此程慕阳即彼程慕阳”，但否认程慕阳（甚至程维高）涉嫌贪污和经济犯罪。

在此前后人们得知，程慕阳申请入籍加拿大、申请政治难民身份都已遭到拒绝，身份曝光后原本和他有交往的政治人物、政党都忙于和他切割“消毒”，加上今年2月加拿大驻华大使赵朴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不仅重申“加拿大将加大遣返中国腐败分子力度”，更首次对中国海外追逃的“猎狐行动”表示肯定，国内许多人就此猜测，程慕阳的“回家”，或许为时不远。

但这种想法恐怕有点过于乐观了。

合法居留身份：程慕阳的第一道护甲

程慕阳拖延被遣返命运的第一道护甲，是他在加拿大的合法居留身份。

尽管理论上加拿大法律并不禁止向境外引渡本国公民或永久居民（即枫叶卡持有者），但实际上一旦拥有公民或永久居民之类加拿大合法身份，遣返就成为非常困难的事。

在这方面最典型的案例是“卡尔海因茨.施赖勃遣返案”。施赖勃原本是德国院外游说者，1991年策划了向当时执政党基民盟秘密捐款100万西德马克的非法政治献金，并涉嫌以佣金吸引加拿大前总理马尔罗尼等关说加拿大方面、争取加航订购“空客”民航机的丑闻。1999年丑闻曝光，施赖勃躲在加拿大滞留不回，2004年10月加拿大联邦司法部长欧文.考特勒要求施赖勃回国投案自首，但施赖勃却以“早在1982年就入籍加拿大”为由拒绝，2007年2月加拿大最高法院开始受理施赖勃遣返案，2009年8月2日他被强制遣返回德国，此时距施赖勃案东窗事发已有10年之久，距加拿大启动施赖勃遣返案也过去了5年。

不要以为施赖勃案是这种“有合法居留身份”逃加经济类嫌犯遣返困难的典型，恰相反，在加拿大，施赖勃在如此“短”时间内被遣返，是被当地司法界当作“重大进步”、“遣返成功典范”来研究并津津乐道的，因为这种本身拥有加拿大合法居留身份的涉外嫌犯，长期以来成功遣返的个案寥寥无几，施赖勃之所以最终“留不住”，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案件实在影响太大（攸关两国多位前总理和两大国企，马尔罗尼还曾是现任加拿大总理哈珀的政治引路人，哈珀执政后急欲了结此案以自证清白），加上案件性质严重、证据链完整，即便如此也拖了偌长时间。

2012年8月，涉嫌卷走中国银行黑龙江分行哈尔滨河松街支行储金逾10亿元人民币并逃亡加拿大的前河松街支行行长高山“在政策感召和法律威慑下”投案自首，后被判刑两年零一个月。高山本人拥有加拿大永久居民身份，他的“回家”曾一度被国内舆论认定为海外追逃的重大成果。但必须看到，尽管加拿大行政、司法当局先后质疑高山“以欺骗和隐瞒信息手段骗取加拿大合法居留身份”，却迟迟未能以此为由取消其枫叶卡，而加中有关部门间有关遣返高山的讨论严格来说，甚至从未进入过“台面”启动状态。高山最终是迫于各种现实压力和实际困难，以“自愿遣返”的形式“回家”，即便如此，这尚未进入“遣返程序”的“遣返程序”，也走了足足5年半之久。

那么影响更大的赖昌星遣返案呢？

赖昌星1999年8月自香港以游客身份入境加拿大，2000年11月因“签证过期、非法移民”开始被加拿大“关照”，2002年香港特区政府吊销其特区护照，2005年8月启动遣返程序，2011年7月22日被遣返中国，在加拿大滞留12年之久，从启动遣返程序至被遣返长达近6年。和前面提到的高山、施赖勃不同，赖昌星自2000年起就没有任何在加拿大居留的理由：既不是加拿大公民，也没有枫叶卡，难民申请被拒，旅游签证过期，不仅如此，由于丧失了香港特区护照，他一旦被遣返只能回中国大陆，即便如此让他“回家”也花了如此之久的时间。

与他们相比，程慕阳的情况同样很微妙。

他是1996年以投资移民身份从香港全家移民加拿大的，当时一起移民的有妻子和长女程颂莲。2008年加拿大边境服务局在一份报告中表示，加拿大移民及难民局（IRB）认为程“是不能被允许入籍的、涉嫌犯有严重罪行的人”，但同时承认“没有证据表明程在旅居加拿大期间也卷入犯罪”；2009年他撤回入籍申请转而谋求政治难民身份，但同年IRB小组成员马克.泰西裁定驳回程慕阳难民申请，理由是认为申请人“捏造受到政治迫害的情节，并以此作为获得在加拿大长期居留资格的理由”，对此程提起上诉，2011年，IRB移民上诉分庭专家卡西.马图驳回上诉，2014年10月IRB小组成员戈登.麦克雷再度驳回其难民申请，理由是程“可能在加拿大以外犯有严重非政治性罪行”。麦克雷表示，程的罪行在加拿大会被指控为“白领犯罪”，即受过良好教育，家世清白拥有广泛人脉的人在被信任的前提下利用这种信任犯罪。

目前程慕阳入籍案业已了结，这意味着他将100%不能获得加拿大国籍，但其政治难民案尚未完成程序，尽管按照当地法律界人士的分析，在目前情况下其获准申请政治难民身份的概率“几乎为零”，但即便如此“走程序”恐怕也得一年以上，即便程序走完，他仍然拥有合法的永久居民身份，按照“5年一续”的枫叶卡制度，其下次枫叶卡到期应在2016年，届时倘加拿大联邦移民部拒绝给其枫叶卡续期，程的加拿大合法居留资格才算就此终结，他的第一层护甲也才算“过期作废”——且即便如此也不意味着他一定能很快“回家”， 不仅如此，由于其香港特区居民身份仍然有效，即便“回家”也仍会被送回出发地香港，而非中国大陆。

引渡条约：程慕阳的第二层护甲

众所周知，加拿大和中国并没有签署双边引渡条约。按照加拿大的法律，只有在加境内的犯罪才能被惩处，而如果嫌犯在加犯罪，又只能被加拿大一方惩处，加上“可能判死刑的不引渡遣返”这条“铁律”，其结果往往是重犯因担心被外国处死、轻犯犯不着兴师动众，最终一个也引渡不了。

中国和加拿大司法体系差异很大，且分属不同的法系，在加拿大国内，对与中国签署双边引渡条约，抵触、反对的声浪一直很大，即便认为有必要签署的，也希望先在海外追逃查获赃款分配问题上和中国先达成一个有利于加方的协议。不仅如此，加拿大在外交层面上常常向美国看齐，当年美国不松口，加拿大尽管第一时间和中国谈判建交但迟迟不敢拍板，最近双边达成“对等十年签”，也是加拿大先谈却一直不紧不慢，等中美2014年底APEC期间突然敲定，加拿大才紧急“提速”。不仅如此，加拿大是个十分重程序的国家，即便不那么敏感的加中双边旅游目的地协定，加方也和中国“泡”了近10年才落实，近期内在双边引渡条约问题上达成突破的概率实在不大。

如前所述，即便两国间存在引渡条约，从进入引渡程序到实现引渡也很漫长，倘没有这一条约则更是“不得了”：1996年被控在泰国杀死妻子后逃亡加拿大的迈克尔.克劳斯、1997年贪污泰国曼谷银行8800万美元巨款的拉克什.萨克森纳，罪证确凿，人赃并获，加联邦司法部长亲自签发引渡令，却在没完没了的司法圆圈阵中至今不见结果；诈骗菲律宾政府7500万美元的格罗里娅.陈科夫妇自2000年潜逃加拿大至今，遣返引渡仍无下文；印度杀人犯苏布哈希.阿格拉瓦等在加拿大招摇过市，加方既不肯引渡，也不愿自己起诉、审判；更夸张的是，在光天化日之下谋杀省长的菲律宾人罗德尔浮.帕西菲加德自87年偷渡加拿大至今，也依然处于遣返前的“监视居住”状态。

那么中国籍嫌犯呢？

加拿大方面的资料称，10年来以“经济类嫌犯”名义（而非“非法居留”等理由）被遣返回中国大陆的中国人仅1例，即2008年8月22日完成遣返的邓新志。邓新志2003年入境加拿大，在多伦多滞留5年之久，且其遣返从形式上也仍然是“自愿遣返”（虽然实际上是不那么“自愿”的）。

从程慕阳所发的律师信内容可知，至少目前他无意被“感召”回国投案，或成为被遣返的“自愿”者，在这种情况下，即便2016年后丧失在加居留的合法身份，一时半会也很难让他“回家”。

主动兴讼：程慕阳的第三道护甲

程慕阳的第三道护甲，是主动兴讼。

《渥太华公民报》报道称，自2001年起程慕阳至少卷入4项重大法律纠纷，包括自2001年起就为其能否入籍加拿大不断兴讼。

针对IRB移民上诉分庭专家马图驳回其政治难民申请的上述裁决，程慕阳以“政治偏见”为由起诉马图，这项起诉于2015年初开庭，至今尚未完结；2014年底，他还以“和中方合作分享自己信息违反加拿大宪法和国际条约”为由，向加拿大联邦独立法院起诉联邦政府两个部门（联邦移民及难民局、联邦边境服务局）提起诉讼，索赔175万加元，这项起诉首次开庭时间是今年6月。

由于加拿大法律规定，在加境内的诉讼必须了结方能离境，许多担心被遣返、引渡的外国嫌犯都不约而同采取主动兴讼的方法拖延时间，以达到长期滞留的目的，前面提到的德加双重国籍持有者施赖勃，就曾在走投无路之际先是起诉马尔罗尼“吞钱”，继而表示愿意在加拿大联邦下议院作证，让原本被公认“拖无可拖”的“引渡铁案”被戏剧性地又拖长好几年。加拿大是海洋法系，案例的作用是巨大的，谙熟这类官司的“金牌大状”对此心知肚明，往往会引导当事人“先发制人”，走这条不断主动兴讼的道路。

程慕阳的真实身份被揭穿、曝光，迄今不到一个月时间，但对于自己可能有这一天，他恐怕早有心理准备，从申请国籍反复遭拒到申请难民多次遇阻，他几乎无案不讼，纠缠不休，很显然已在为“保居留”打伏笔。如今他的身份业已无法隐瞒，势必较以往更顽强地守住自己这第三道护甲，能拖一日是一日，能拖一时是一时。

法律死循环：程慕阳的第四道护甲

程慕阳的第四道、也是最坚固的一道护甲，则是许多中国人早已不陌生的加拿大“法律死循环”。

如前所述，程慕阳直到今天仍具有加拿大合法身份，是合法入境、合法居留，即便2016年其枫叶卡到期不被续，合法身份暨合法居留权失效（这并非没有变数），是否会即时进入遣返程序，也要看其它因素的影响。

正式进入遣返程序后程慕阳较赖昌星等将少一道庇佑——由于已经数次被驳回政治难民申请，他将无法再进入难民资格认定程序躲避（因为已经进去过且被踢出来，否则这一条就能拖几年），但他可以“遣返后将可能受迫害或被判死刑”为由，申请接受“遣返前风险评估”，这个评估同样可以折腾两三年。

如果这一风险评估的结果对他不利，他可以各种理由向法院申请复核。如果复核结果被推翻，一切就得从头来过，即使还是对嫌犯不利，他还能继续向最高法院上诉。

这一套流程走下来需要多少时间？谁也说不准，反正前面提到那些一拖十几二十年的案例，几乎都靠着这一套路熬下来，能熬多久的关键往往在于一条——你有多少钱。

善于打这类官司的“金牌大状”（如曾帮着赖昌星一拖十二年的温尼伯律师大卫.马塔斯）对这类案例和各种解读方法烂熟于心，即便最有经验的法官、检察官对他们也头疼不已。只要你有足够的钱聘请那些善于打这类官司的律师，只要你成功进入判决－上诉－再判决－再上诉的司法圈子，到后来就算你自己厌烦了想走，怕都没那么容易。但这些“金牌大状”收费绝对是天文数字，一旦你付不起高额律师费，他们就会立即“人间蒸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赖昌星曾数次逃脱遣返，甚至被送到机场登机前还能“峰回路转”，风险评估结果也被推翻“从头来过”，但2011年他最后一次被遣返前，数次将他“保住”的大卫.马塔斯居然在关键时刻“手机停机”、“人在德国出差”，当时许多观察家指出，赖已支付不起马塔斯的律师费了。

程慕阳移民很早，且移民前已定居香港，而程维高案又在很大程度上长期没有正式定论，这些都对其向海外转移资金提供了便利，也意味着如果在冻结其资金方面不得力，他的最后一道护甲会很“抗击打”。

政治切割的效果

如前所述，在程慕阳身份曝光后，曾与他过从甚密的加拿大三级政要、政党开始匆忙与其父女切割。

程慕阳和加拿大联邦自由党关系最密切，其政治上的引路人是前联邦内阁部长、前列治文选区联邦国会议员陈卓愉（华裔，以下非注明“华裔”，拥有中文姓名的加拿大政治家都不是华裔），陈还和程颂莲共同列名“中国青年志愿服务团”（Chinese youth volunteer group）5名董事之列，《温哥华太阳报》援引有关政党账目披露，自2007年至2013年程慕阳向联邦自由党捐款6笔，总数4329.80加元，其中包括向联邦自由党党领小特鲁多（Justin Trudeau）的政治活动捐款1200加元，今年2月程颂莲刚刚在一次不透明的内部推举中担任联邦自由党在卑诗省的青年后援组织——卑诗省青年自由党领袖，她还是当地一个小特鲁多青年后援团的主席。

自2006年起，哈珀的联邦保守党在选举中获胜并连任至今，程慕阳也向该党示好，2013年他曾因故发电邮给温哥华太阳报，证实曾向“其它政党”捐款，包括2012年向列治文保守党协会捐款400加元、2011年向现任联邦工贸及亚太事务部长法斯特 领导的卑诗省阿伯茨福德保守党协会捐款1100加元（此事发生在当年9月，当时联邦保守党刚刚赢得大选）。

加拿大是联邦制国家，分联邦、省、市三级政府，且每一级政府都有自己的政党体系，程慕阳在省、市两级政治舞台上也颇下本钱。温哥华属于加拿大卑诗省，执政党为卑诗省自由党，自2009年初起向卑诗省自由党捐款9次，累计7260加元。2010年省自由党爆发党领/省长之争，当时呼声最高的是前省财政厅长冯宜干，程慕阳向冯宜干捐款1000加元，结果当时为节目主持人的简蕙芝爆冷获胜，成为新任党领/省长，此后他转而向简蕙芝捐款。在市一级，他“公关”的重点并非其居住的温哥华市，而是北美华人比例最高的、和温哥华一河之隔的列治文市，这是因为其公司和经营重点都在该市，且其政治上最大的“靠山”——陈卓愉，根据地也在列治文（连任四届列治文选区联邦国会议员，直至2006年败选给另一位华裔候选人、现联邦部长黄陈小萍）。许多信息表明，他和列治文市长马保定关系非同寻常，通过自己的幕阳国际公司（Mo Yeung International）向马保定捐款1250加元（2014年11月），通过另一个自己的公司布罗迪（Brodie）捐款1000加元（2013年），以个人名义捐款625加元，共计2875加元。

程慕阳身份曝光后，加拿大联邦边境服务局、联邦移民及难民局和曾裁定驳回程难民申请的马克.泰西发表声明，称政府在涉及程的事项中并没有恶意或合谋或不合理行为，程的指控“夸张、过分和离题万里”，政府并未对其构成损害或伤害；联邦自由党发言人奥利弗.杜切斯诺表示，作为政党当初不可能知道某个捐赠者是否是外国政府通缉的人，并指出程慕阳如果被判有罪或遣返中国，联邦自由党将退回所有捐款，他不仅表示正“按程序”从青年后援组织中清退程颂莲，还称程慕阳在联邦自由党内没有任何职位；加拿大选举委员会发言人狄安娜.本森表示，他们所能监控的只有捐款人必须是公民或加拿大永久居民，以及捐款不得超过一定限额，而联邦保守党发言人科瑞.哈恩表示“希望所有政党都退还任何来源不正当的政治献金”卑诗省自由党党领、省长简蕙芝的发言人基利安.斯蒂亚德表示，他们在收受程慕阳捐款时并不知道其卷入中国或加拿大的任何犯罪指控之中，称此事为“不寻常事件”，表示如果指控被证明属实，卑诗省自由党将退回政治捐款“或交由卑诗省选举机构充公处理”；列治文市长发言人特德.汤森则对政治献金传闻表示“无可奉告”……联系此前加拿大联邦多个机构反复驳回其入籍、政治难民申请且明确将中国的经济类犯罪指控当作驳回理由，加上加行政当局多次明确表示“加强遣返中国贪腐分子力度”，许多人就此相信，程慕阳“回家”之期可能不远。

的确，加拿大行政当局不愿继续冒“贪官乐园”恶名，更不愿宝贵的资源和税款被相关“法律死循环”白白耗费，因此的确有意愿加强遣返力度，且今年恰是加拿大联邦大选年，政党、政治家们出于“政治正确”自然也更要和“有问题”的程氏父女拉开“安全距离”，这也是程慕阳曝光后一系列“政治消毒”的由来，但加拿大是司法独立的国家，行政机构无权干预司法体系内的事务，前文所述多起遣返“老大难”，联邦机构（甚至部长）都有所动作，甚至签发遣返令，却都不同程度被司法体系拖了后腿。由于北美法官多为终身制，许多法官仍是“前哈珀时代”的“老人”，思想相对守旧，在向中国遣返嫌犯方面恐也不会太积极——当然，从此前一系列判决看，至少在程慕阳这一个案上，也不至于太不积极。

从“红色通缉令”的发布可以看出，近来中方致力于通过多个国际公约和国际多边合作平台（如国际刑警组织和2003年12月通过的《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加大在加拿大等未签署双边引渡条约国家的海外追逃力度，这当然会有助于提高海外追逃的效率，但仅就加拿大而言，这些措施对程慕阳这类拥有当地合法身份、财力足以在“法律死循环”中长期周旋的追逃对象，尚难以起到很理想的效果。尽管加拿大方面近年来在合作遣返、洗脱“贪官乐园”方面较前积极，但最行之有效的办法，是寻找最容易达成遣返的事由突破，比如不去定性对方是否涉贪，而着重针对其居留是否合法，有无非法入境，签证是否到期及在加拿大是否犯罪等，而这些对程慕阳暂时难以产生“杀伤力”。

或许正如一些加拿大当地法律界所分析的，两国间应尽快达成不易解决、但总比引渡条约容易解决得多的外流赃款分配问题协议，这一协议一旦达成，躲在加拿大的中国经济类嫌犯的资金和账户将更容易被冻结，如前所述，程慕阳们最坚固的一层护甲是“法律死循环”，而这层护甲生效的前提，是能够持续支付不菲的律师费，一旦“断供”，他们除了寻求自愿遣返外几乎无路可走。